希望和恐懼

2011年6月24日

梁祖堯

「我們心裏都有一片小小的地方，是別人無法鎖上的，那個地方，叫做希望。」這句對白是來自電影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譯：月黑高飛）。

很多朋友一直向我強烈推介《月黑高飛》，不知怎的我就是沒有想看的衝動，直至昨晚，可能是因打風下大雨不能上天台耕種，或因最近我看該導演加編劇的最新作品The Walking Dead（美國連續劇超好睇），我終於提起決心把ＤＶＤ放進播放機，結論是：我怎可能現在才第一次看這部好戲！

劇情講述：被控殺妻含冤入獄的銀行家Andy，在二十年的鐵窗生涯後決心逃獄，走向自由與救贖。《月》在一九九四年上映時票房慘淡，七項奧斯卡提名全敗給同年的最佳電影《阿甘正傳》。不過它後勁凌厲，竟在落畫後的ＤＶＤ租賣市場和電視重播中被正視，口碑載道成為家傳戶曉的經典電影。我被這部影片徹底震撼；該電影成功在於它很耐看，亦沒刻意說教。電影中出現了不少令人深刻難忘的對白，像「希望是美好的，甚至也許是人間至善。而美好的事永遠不會消失。」「監獄是個怪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後習慣它，更久後，你不能沒有它，這就叫體制化。」「恐懼讓你淪為囚犯。希望讓你重獲自由。」

現代人生活大多寂寞無奈，價值觀逐漸在扭曲，心靈走向麻木。悲哀莫過於心死，選擇放棄往往是容易的，那活着和死了也再沒有區別了。記着，希望和恐懼是兩生花，恐懼製造希望，反之亦然！

從梵谷說起

2011年6月16日

顧小培

除了畢卡索，梵谷可能是近世最著名的畫家；他名聲之著，不是地方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在這方面，相信不少乃是得力自後世的宣傳；正如占士甸，他在生時也沒有今天那麼「紅」，但死後有人特意將他與「年青反叛」連在一起，再集中介紹他幾張站在那裏滿面「桀驁不馴」樣子「擺甫士」的相片，於是就成了年青人的偶像。與梵谷連在一起的，是他坎坷人生加上才華加上短壽再加上獨特的繪畫風格，其中不無渲染成分。沒錯，他的筆法與別不同，這種風格在他（十九世紀中期）年代、尚未有例如畢卡索般「出位」的抽象畫時，的確是頗為別出心裁的，尤其是在顏色方面，望過去特別明麗，另有一格。不過，若更仔細地看他一生的經歷，他技巧和格調的演變，其實是有可尋的。首先，他二十來歲剛開始有比較像樣的畫作時，用色顯然是沉鬱的，遠遠沒有後期光亮；直至1885年（去世前五年），那一年著名的作品《吃馬鈴薯的人》（The Potato Eaters），仍是黑沉沉的。要到他遷居至法國南部，經常看到明亮的陽光，再加上在巴黎時受到日本「浮世繪」畫風的影響，他在顏色方面才開始「放縱」起來。至於他那些名作例如《星夜》中的渦卷圖案，有人就說他是參考了日本「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的《神奈川沖浪》。也有人說他的畫像是瘋了的人畫的，尤其是他的自畫像。他自畫像之多，在畫家中數一數二：在去世前的五年中，畫了最少三十七次，畫中的眼神深邃，若有所思，飄忽地望向他方，給人一個像瘋子般的感覺。他瘋癲之說也源自一次「割耳」事件，發生在1888年（死前兩年）聖誕節前後，有說是他因情緒激動而導致精神失常，亦有人提出，此乃緣自一次爭吵中被友人揮刀誤傷，但他為了維持友誼，掩蓋事實真相，向警方謊稱是自己動手所為。有畫評家例如澳洲的Robert Hughes，說他完全神智清醒，且能專心致力表露簡潔明快的風格。不過，梵谷確是身體不好，傳說有心臟病；有人認為那是可能因為他在年輕時，有一段時間生活拮据，吃得不好，同時耽湎於煙酒；因而影響到心臟功能。

在那個十九世紀歐洲的年代，心臟機能不佳的人往往服用一種補健天然食物叫Foxglove（學名Digitalis Lanata），中文叫「毛地黃」。這裏面有科學根據，因此植物中含有一個叫Digoxin的成分，能提升心肌收縮（Inotropic）；但吃了後有不良副作用，包括一個叫Xanthopsia的問題，也就是「黃綠色盲」。梵谷既有心臟病而服用Foxglove，可能在看光亮的東西時，會看到有一些色的「邊」，於是在名畫The Starry Night中，藍色天空中的星星出現了一圈圈的光環。

投資在道德上正當嗎？

6月 10日 星期五 17:42 更新

《華爾街日報》--法國作家巴爾紮克有句名言：每一筆財富背後，都隱藏著一樁罪行。（Behind every fortune, there lies a crime.）中國的老百姓中有很多人同意這種看法。中國的政治教科書也完全同意這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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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內容在學校教科書和正統政治讀本中經常出現：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的膽就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帶來利潤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每個毛孔都帶著罪惡。

甚至中國許多的商人也持這種看法。一次，我應邀參加中歐同學會在北京的一個聚會。一位來自天津的頗有成就的製造商這樣自我介紹：「這幾年我沒幹什麼別的壞事，就是錢賺得太多了。」他或真或假地把賺錢看成是缺德的事。有的商人甚至認為：財富後面就算真有罪行，那又怎麼樣？更流行的看法是，經商投資就是賺錢而已，投資一行，回報二字。他們的信條是：「在商言商，何必言道德？」

然而，許多在資本市場出沒的人士一方面拒絕關心自己經商投資活動的道德正當性，另一方面，又極力抱怨中國的商場與資本市場不講道德，並常常冠之以「淪喪、糜爛、黑幕、偽善、狡詐」等充滿道德貶義的字眼。在中國，數千年來一成不變的奇怪局面是：一方面是政府對私人商業活動的慣性打壓，一方面是民間對商業活動的巨大熱情；一方面是對經商成就的負罪感，一方面又刻意炫耀自己的財富；一方面認為無商不奸，排富仇富，另一方面又對財富極端向往。這個社會從未築起過商業活動的道德防線。

「在商言商」，用這句話也無法抵擋人們對投資經商去做道德判斷。在一些人眼裡，投資者的道德防線可能比一般的商人更為脆弱：商人只是追求利潤，而投資者是在追逐別人的利潤。哪個公司、哪個項目的利潤（潛在）豐厚，投資者就設法把錢投向那裡。商人們以賺取利潤為己任，投資者們以追逐別人的利潤為己任，這樣的做法道德嗎？投資者所賺到的難道不是別人虧的錢嗎？買賣股票的人沒有介入生產，只是進行「倒買倒賣」，沒有創造價值，卻獲利豐(新聞 - 網站 - 圖片)厚，這樣的證券投資在道德上正當嗎？即使是相對廉潔的價值，投資者也會面臨這樣的道德質問：價值投資的獲利不也正是建立在別人的錯誤基礎之上嗎？對這樣的質疑，投資與經商是一件在道德上正當的事業嗎？

如果這些質疑是正當的，那麼，利潤就是禍根。利潤是這個世界上最受到道德猜忌的東西之一。利潤在很多人眼裡是不道德的，因為利潤是從別人那裡賺來的。要回答投資的道德正當性必須先回答利潤的道德正當性。然而，在我看來，利潤是個最正當不過的東西。利潤代表的是企業收入中的盈餘部分，是除去成本（如工資、房租、利息等）後的淨所得，屬於最後剩給股東或投資者的那一部分收益。如果不給勞動者支付工資，就不會有勞工；不給銀行支付利息，就不會有銀行；如果有利潤不支付給投資者，就沒有人來投資。所以，真相是，民眾的利益與利潤是一致的。在不存在「利潤」現象的國度，民眾是最大的受害者；在追求「利潤」的活動得到充分承認和保障的地方，則民富國強。

很多人認為，利潤至多是一種必要的惡，越少越好。 「意思意思」就行了。多餘的利潤都應該以稅收的形式交給國家，以幫助那些不賺取利潤的人。持這種觀點的人沒有看到利潤被奪走的真實後果。當企業家預感到任何一點點多於「意思意思」之外的利潤都將被拿走時，他們就不會去努力生產價廉物美的東西了，或是設法把利潤藏起來、轉移出去。時至今日，也許公開主張取締利潤的聲音只有在高校的課堂上可以聽到。但是，社會中主張給利潤封頂的聲音卻不絕於耳。對成功的企業徵稅越高，就越是懲罰那些向消費者提供更好產品與服務的企業。

有一句動人的口號：「人民的利益高於利潤！」如果利潤真的在道德上那麼墮落，讓利潤越少越好乃至接近於零如何？若如此，就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簡單而千真萬確的事實：有了足夠的利潤，企業才能生存。如果所有的企業與公司因為沒有利潤而消失，普通百姓還有活路嗎？所以，利潤不僅與企業家有關系，與普通人的關系甚至更大。

古代猶太聖賢本祖瑪說：想想亞當為了能夠吃到面包需要付出多少艱辛吧。他需要犁地、播種、收割、捆紮、打谷、去糠、碾磨和篩選，然後還要揉麵和烤製。最後，他才能享用美味的麵包，而我每天早上起床不費吹灰之力就能享用這一切。再想想亞當為了獲得衣物需要付出多少艱辛吧。首先，他要剪羊毛，然後進行清洗、梳理和紡織。相比之下，我每天早上起床就能穿上現成的衣服。因為各種手工藝人的存在，我在家就能坐享其成（見《財源滾滾：猶太人賺錢的十誡》，東方出版社）。是的，沒有人為獲得利潤而提供商品與服務，我們今天還會像亞當夏娃那樣生活著。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可口可樂(新聞 - 網站 - 圖片)曾試圖用「新口味」的可樂取代原來口味的可樂。但是這種做法立即受到了消費者極大的抵制。絕大多數消費者喜愛舊可樂，拒絕新可樂。怎樣才能讓消費者的願望得到滿足呢？是要總統、國會、法院勒令可口可樂公司恢復生產原口味的可樂嗎？不是。是對負利潤的擔心迫使公司放棄新口味的可樂。可見，利潤的作用在於發現消費者的真正需求。如果生產者犯了錯誤，利潤就會糾正他們。利潤迫使企業自律。如果生產過程浪費嚴重，生產成本就高，產品的競爭力就低；如果產品因浪費多而定價高，消費者就會轉向價廉物美的產品。在自由經濟中，追求正當的利潤與服務消費者是合二為一的。如果政府對那些浪費嚴重而導致成本居高不下的企業加以補貼，那麼不負責任、不自律的企業就等於得到了獎勵。靠正當的經營得來的利潤是絕對道德的，靠權力得來的利潤才是不道德的。

如果為利潤生產商品的活動是正當的，那麼不直接介入生產的投資活動是正當的嗎？投資的功能是資本配置，其意義主要體現為優化資本配置以及通過完善企業治理，從而幫助企業通過服務消費者獲得更多的利潤。投資者的作用就是將資金不斷從效益低、回報低的企業中抽出，投入效益高、回報高的企業中，通過使資本與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來降低與減少資源的浪費。投資的過程就是優化資源配置的過程，投資者是經濟的優化器。不在意資源配置有效性的經濟一定是劣質的經濟，遭殃的一定是民眾。

價值投資者利用別人的錯誤來賺錢也是非常正當的。首先，這是規則允許的。在網球比賽中，總不能說費德勒從對手的非受迫性失誤中得分是不道德的吧？其次，投資者利用對手的錯誤，可以防止錯誤的蔓延，從而對市場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這樣的行為，是十分道德的，應該受到鼓勵的。

哲學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檢驗人類行為與活動的道德正當性。對正當的行為與活動，哲學的任務是提供道德論證與辯護。投資哲學的任務亦復如此。投資哲學必須對投資活動進行道德分析。論證投資活動的正當性並作出辯護是投資哲學的應有之義。人是追求意義與正當性的動物。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從事的活動是有意義的和道德正當的。道德上未經充分論證的職業是不值得去從事的職業。只有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有榮譽感，認為自己的事業具備充分的道德正當性的時候，人們便更盡情地投入，這才會有更大的成就。智慧是有關於道德的，有道德（感）的投資者，才可能是智慧的投資者！

撰稿：華爾街日報劉軍寧

柏金遜定律

力有不逮唔該辭職

也許有人會說，Daisy，你不要歧視蠢人啊！你以為他很喜歡自己蠢？阿媽把他生成這樣有什麼辦法？所以我得把話說清楚──蠢，不是罪。但人蠢又偏要做官，而且做到一塌糊塗仍死要霸住個位，就是一種惡。蠢人當官，害死多少百姓？那不是一句「阿媽生成」就可以了事。「離開很容易，留下來卻需要勇氣」並不是平庸的藉口，這樣會累死很多人。假如香港爆發沙士的時候能有一位英明果斷的領導者，也許不會死這麼多人。沙士不是天意，而是人禍。我不奢望高官有遠見和才能，只求他們做個負責任的庸官，力有不逮唔該辭職。

我對香港官員的要求很低，平庸是必然的，如果你是一個人才，你會不會跟一個無能的大佬？特區政府應驗了「柏金遜定律」，無能的人為了保住職位，只能選擇更無能的下屬，令組織的規模惡性膨脹。結果，整個特區政府上上下下都像患了「柏金遜」。

文章的作者引述了政治學家Hannah Arendt的觀點─平庸也是一種惡。「她認為在一些政治體制中一些平常的小官僚，因為沒有明確的愛憎和判別正邪的能力，這種公文機器同樣可能成為惡的化身。當然，這種平庸的惡，不會像一些『極端的惡』那麼容易辨識，他們往往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無理，可能除了晉升之外也無其他特殊的動機，他們甚至不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他們也不是愚蠢，而是完全沒有思想。這種無思想性，這種對正義與邪惡的麻木，同樣能引發一個時代的災難和浩劫。就像『文革』中一些運動追隨者那樣，僅僅因為自己的平庸和無思想，就滙入到了一種體制的犯罪洪流中，成為那些『極端的惡』的幫兇而無知無覺。」

Hannah Arendt甚至說過：「平庸的惡可以毀掉整個世界。」真教人心寒！

問責制本來的目的就是治庸。香港也在實行問責制，問題是負責治庸那人叫董建華，最後連他自己也被「治」了，成為香港自回歸以來唯一一次成功「治庸」。

到了曾蔭權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把預算案搞成一鑊粥，面懵懵當沒事發生，絲毫沒有問責下台的打算，臉皮厚過電話簿。

也許你會反問，最近前資訊科技總監葛輝踢爆政府的招標醜聞，他指控政府以「政治任務」為藉口，以圖干擾招標評審，「欽點」把標書批給有左派背景的團體。如果查明葛輝所言屬實，政府高官就是各懷鬼胎，專耍手段，一點也不「庸」啊！那當然不是「庸」，那叫「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