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7日
忠於自己＋取悅別人＝幸福
在這個以為什麼都可以量度，什麼都可以數字化的年代，出現「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一類的指標，一點也不叫人感到意外。其實幸福畢竟是個人的事情，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幸福大計」。活着，就是為了要找到幸福。
對美國人來說，追求幸福，就像呼吸喝水和睡覺一樣自然，所以是受憲法保障的權利。在中國傳統下成長的人，卻往往對快樂有一定程度的罪惡感，似乎一個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必須與苦難為伍。這套思想千百年來深入人心，「苦難」已不再是中性詞語，而是帶着一種道德上的崇高。在西方，hedonism一詞本來並無貶義，它相信的，是快樂乃善莫大焉的美德；在中文詞彙中，享樂主義卻被賦予頹廢或不道德的意味。
自由的真諦
占飛自認是享樂主義者，不會為實踐自己的「幸福大計」而向任何人道歉。當占飛還是黃毛小子的時候，所謂幸福，就是自由。我的理想生活，是戰後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凱魯亞克 (Jack Kerouac)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描寫的發現和探險之旅 (a journey of discovery and into the unknown)。
生活應該是一場精彩的冒險，一個大膽的實驗；而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以張開雙手，將生命無限的可能性一抱入懷。至於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當然一言難盡；但占飛總覺得，天才橫溢，但毒癮甚深、死時只有二十七歲的歌手Janis Joplin那句「Freedom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自由是一無所有的同義詞），多少說出了自由的真諦。
可是年紀漸長，又覺得真正的幸福，可能是聖誕節例必重播的荷里活經典It’s a Wonderful Life（《美好人生》，又譯《風雲人物》）的主角占士史釗活（James Stewart）所過的那一種生活。史釗活飾演的大好人佐治，為家人、朋友和社區付出所有，包括放棄要周遊列國的夢想，最後只能夠在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小鎮，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商人。聖誕夜，債主臨門，萬念俱灰的他準備自殺，他的守護天使突然出現，並讓他看到如果他沒有來到這個世界，多少人的生活會變得多麼痛苦和不幸。佐治於是明白自己生命的價值何在，並重拾生活的勇氣。
社會的聯繫
九巴刀那句引起廣泛共鳴的：「我想讓這個世界因為有了我，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其實就是這套1947年舊片的主題。自由誠可貴，但根、友誼、親情、愛情，與社會的聯繫，以至對社會的貢獻，又何嘗不是幸福的基石？人不單不是孤島，更是群居動物（social animal）。是故，在日常生活，最能夠給人幸福感覺的活動全是社會性的，與其他人有關，例如拍拖、返教會、與同事唱K、和好朋友食飯等等。
也許幸福根本就是個高難度的balancing act，關鍵是在忠於自己與取悅別人，享受自由與尋找意義，獨處（solitude）與人群（multitude）之間取得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