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於自己＋取悅別人＝幸福

2011年12月17日

占飛 忽然文化

在這個以為什麼都可以量度，什麼都可以數字化的年代，出現「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一類的指標，一點也不叫人感到意外。其實幸福畢竟是個人的事情，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幸福大計」。活着，就是為了要找到幸福。

對美國人來說，追求幸福，就像呼吸喝水和睡覺一樣自然，所以是受憲法保障的權利。在中國傳統下成長的人，卻往往對快樂有一定程度的罪惡感，似乎一個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必須與苦難為伍。這套思想千百年來深入人心，「苦難」已不再是中性詞語，而是帶着一種道德上的崇高。在西方，hedonism一詞本來並無貶義，它相信的，是快樂乃善莫大焉的美德；在中文詞彙中，享樂主義卻被賦予頹廢或不道德的意味。

自由的真諦

占飛自認是享樂主義者，不會為實踐自己的「幸福大計」而向任何人道歉。當占飛還是黃毛小子的時候，所謂幸福，就是自由。我的理想生活，是戰後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凱魯亞克 (Jack Kerouac)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描寫的發現和探險之旅 (a journey of discovery and into the unknown)。

生活應該是一場精彩的冒險，一個大膽的實驗；而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以張開雙手，將生命無限的可能性一抱入懷。至於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當然一言難盡；但占飛總覺得，天才橫溢，但毒癮甚深、死時只有二十七歲的歌手Janis Joplin那句「Freedom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自由是一無所有的同義詞），多少說出了自由的真諦。

可是年紀漸長，又覺得真正的幸福，可能是聖誕節例必重播的荷里活經典It’s a Wonderful Life（《美好人生》，又譯《風雲人物》）的主角占士史釗活（James Stewart）所過的那一種生活。史釗活飾演的大好人佐治，為家人、朋友和社區付出所有，包括放棄要周遊列國的夢想，最後只能夠在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小鎮，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商人。聖誕夜，債主臨門，萬念俱灰的他準備自殺，他的守護天使突然出現，並讓他看到如果他沒有來到這個世界，多少人的生活會變得多麼痛苦和不幸。佐治於是明白自己生命的價值何在，並重拾生活的勇氣。

社會的聯繫

九巴刀那句引起廣泛共鳴的：「我想讓這個世界因為有了我，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其實就是這套1947年舊片的主題。自由誠可貴，但根、友誼、親情、愛情，與社會的聯繫，以至對社會的貢獻，又何嘗不是幸福的基石？人不單不是孤島，更是群居動物（social animal）。是故，在日常生活，最能夠給人幸福感覺的活動全是社會性的，與其他人有關，例如拍拖、返教會、與同事唱K、和好朋友食飯等等。

也許幸福根本就是個高難度的balancing act，關鍵是在忠於自己與取悅別人，享受自由與尋找意義，獨處（solitude）與人群（multitude）之間取得平衡。

撰文：占飛

空有金句 難得迴腸

2011年12月22日

占飛 忽然文化

寫暢銷書，最重要不是故事，而是書中有沒有令人掩卷後還長留腦海的金句。1970年，一套跟《那些年》一樣忽然大賣的電影，就是因為有一句金句令人記憶至今：那就是：「愛是永不須說對不起。」(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 are sorry.)據說，這句對白在劇本中是 ”not having”，不是”never having”，演員是念錯了對白，卻錯有錯着，更膾炙人口。這便是改編哈佛文學系教授薛高寫的《愛情故事》。

想不到，香港電視劇也是如此。最近跟一位行內人閒聊，談到電視劇今昔之別。他說，過去黃金時代的電視劇，令人記得的是經典場面、經典角色、經典主題曲及經典演員──例如《狂潮》的繆騫人和狄波拉，《家變》裏的汪明荃，《網中人》的阿燦，《上海灘》的趙雅芝及呂良偉，《大時代》的鄭少秋等。

今天的電視劇不是沒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 Laughing Gor，然而，大部分引人注目的電視劇，卻只叫人記住一兩句金句。例如近期大紅大紫的《天與地》，引起談論的主要是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可偷勿抄

無論如何，這金句擲地有聲，不脛而走，皆因港人此刻的確有「我城正苟延殘喘」的感覺。更諷刺的是，此金句用在港產電視劇上，倒是一語中的，道出大眾的感覺。TV drama is dying。死因很簡單：編劇違反了第一誡：「偷，勿抄」(Steal：don't copy.)橋段、情節、人物，可以偷、應該偷，陽光底下無新事，不偷橋，何以編劇為？

但偷也要懂得移花接木，懂得如何本地化，如何以新瓶裝舊酒，偷得來接近二次創作。抄則是懶惰的照搬，跟創作沾不上邊。今天電視劇不斷倒模的重複自己，情節老調重彈，感情不真，角色設計了無新意，甚至服裝、道具、布景，都熟口熟面。如此一來，金句便顯得愈發重要。

妙手偶得

過去，寫金句的是詩人及填詞人，由「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到「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都是一代人的共同心聲，感染力極大。張愛玲的小說，無論情節及結構都不算出色，但她仍被捧為大師，擁躉極眾，皆因她書中金句甚多，經常被引述，往往能擊中讀者的死穴，令人掩卷回味再三。金句未必是孟郊式苦吟，或賈島式推敲，可能只是「妙手偶得之」，但卻是作品成功的保證。

流行曲亦如是，往往為電影畫龍點睛，甚至提高了一個檔次。愛情電影更不能缺少一首盪氣迴腸的主題曲。誰能忘記《男歡女愛》中Francis Lai的主題音樂？《鐵達尼》的My Heart Will Go On、齊伐里尼《殉情記》的What is a Youth？乃至《歲月神偷》買不到版權的The Interlude? 最不濟，則學學《魂斷藍橋》借用《友誼萬歲》，也能動人心弦。

這二十多三十年來，香港都沒有一齣叫人難忘的愛情電影或電視劇，與流行曲由盛轉衰，不無關係。這些年，香港的流行曲不是雞仔聲喘氣頻頻「依依吔吔」的怨婦式呻吟，就是小男人的喃喃自語，又怎能盪氣迴腸呢？

把純潔還給愛情

2011年11月3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愛情片的原型很簡單：十二個字就可以——男識女，男追女，男得女，男失女。當然，反過來「女識男，追男，得男，失男」也可以。情節的推進暗合「起、承、轉、合」四階段；你喜歡的話，把「相識與追求」連在一起，便成三個階段。

你喜歡大團圓結局的話，便把失女放在前面，得女放在結尾。得女之前例牌來個「忽然覺悟前非」，狂奔到機場、碼頭，兩人來個緊緊擁抱或擁吻。當然，也可以由失女開始，來個倒敍，少點懸疑，多點唏噓。像《心跳（500）天》般將時空打碎、重新拼貼也無妨，但無論怎樣，都離不開原型

嚴格來說，大部分愛情片應該叫做「失戀片」，因為講的永遠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意惘然」的失戀情懷。經典的愛情片如《亂世佳人》、《魂斷藍橋》、《殉情記》、《時光倒流七十年》等都是失戀片，《那些年》亦如是；中國經典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亦然，你總不會認為唐伯虎點秋香、遊龍戲鳳之類是愛情故事吧？

相思歲月

愛情電影曾經風光一大段日子，在五六十年代。無論是荷里活抑或香港台灣，愛情片，尤其是純情──即是有愛無性──的青春愛情片，製造了無數銀幕情侶，如謝賢與嘉玲、呂奇與陳寶珠、秦漢與林青霞等，女性被捧上神台膜拜。

到了電視普及，長篇及中篇電視劇必有愛情，還可以細水長流、一集復一集的細緻縷述情路上的種種跌宕，觀眾何須往戲院觀看？電影唯一比電視優勝的地方，就是可以有性愛；電視要老少咸宜，不能涉及太多的性。可是，到了收費電視的世代，電影連這個優勢都沒有了，只有走向偏鋒，講異類及變態的愛情。

這一年，荷里活推出「有性無愛，先性後愛」的愛情片，其實已不再是正宗愛情片了。在香港，踏入二十一世紀，「有愛無性」的純情愛情片幾乎絕迹，我們有的是《獨家試愛》一類爾虞我詐的愛情片，《分手說愛你》、《志明與春嬌》一類「反烏托邦式愛情」(dystopian love)。偏偏社會心理就是喜歡逆反，太多性令人煩厭，造就了純情的《那些年》爆冷！

Jimfly@hkej.com

不是輸了本事

2011年11月1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為何《大時代》到今時今日仍是經典，睇極都覺得好睇？我認為與當時創作的歷史背景有關。

韋家輝1992年炮製《大時代》，正是處於港人回歸前的迷茫期，有錢的早已移民，剩下是走不到、被迫留下的留港一族，大家都是前程未卜心事重重。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創作人也變得大膽顛覆去到盡，透過荒誕、黑色情節反映港人的不安與焦慮，當其時投射九七恐懼的電影也不少，如《喋血街頭》、《何日君再來》、《港督最後一個保鏢》，豁出去的百花齊放。

占飛沒問過韋家輝，純粹猜測，但人生低潮或迷茫期，卻是創作靈感最澎湃時候，千真萬確。

輸了信心

沒有計算市場的《打擂台》完全香港味道，角色沒有一個是當紅的，結果出了位。許鞍華拍淡淡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完全率性；但加了暴力元素拍續集《天水圍的夜與霧》，即時跌watt。過去一直被忽略的台灣電影，近年也是在被遺棄的邊緣上成功闖出重圍，就如返到港產片十多廿年前的黃金期。

香港電影的頹勢不是導演沒本事，是沒信心。就像中華大丈夫在洋妞面前容易不舉，大多是是心理因素作祟。他們擔心太深的電影語言觀眾不明、太平靜的台詞觀眾嫌悶、太意識流的情節趕客、太奀卡士沒有人看，這些都只是導演一廂情願的想多了，自我綁手綁腳舉步維艱。

輸不重要，但不要怕輸；輸是一次，但怕輸卻是一世的，香港電影人就是輸在這裏。結果愈看輕觀眾，觀眾便反過來看輕看不起他們的製作人，生生不息、萬劫不復。

成也《大時代》 敗也《大時代》

2011年11月1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曾經問過不少導演，何故號稱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連一套有特色、地道的財經類型電影都欠奉？歷來香港經歷多次股災、官鱷大戰、細價股風暴、科網泡沫爆破，隨手撿來一兩件事已可獨立成劇，但編劇們拒絕動腦只會計算，又怕跳不出加插財經橋段「太細緻怕難明、太簡單會膚淺」的困局，故此香港影視界金融類代表作，講足二十年都是《大時代》，出不到一套媲美美國Ｗall Street的港產Exchange Square？更何況是層次高於《財經透視》像《呃錢帝國》（Inside Job）的深喉紀錄。

真是成也《大時代》敗也《大時代》。往後的電影人好的唔學，模擬《大時代》的黑色荒誕不夠淋漓，卻先被其「死人塌樓」的套路綑綁，近年贏得口碑的《竊聽風雲》一二集、《奪命金》亦難衝破這囚牢。

港片見紅情意結

占飛不怪杜琪峰，因為《奪命金》已經很努力，避免重複自己賴以成名的黑社會風格，而且諷刺得來傳達了許多訊息，蘇杏璇那句「清楚明白」正是戲味和精髓所在。我深信刻意要加殺人、「見紅」情節，全是出於金主意思。阿諛奉承至失去自我的電影人太多，杜老哥的敢言令占飛五體投地。

是什麼令金主不敢冒險，認為拍金融題材電影要加槍戰、飆車、豔情、奇幻、黑幫才有娛樂性、劇力萬鈞，否則就會淪為沉悶平實的新聞透視？荷里活出品的《孖展風雲》（Margin Call）作了一個大膽實驗和近乎完美的專業示範。

《孖展風雲》寫疑似雷曼爆煲前二十四小時的模擬場景，在各高層如何處理危機來反映人性的貪婪無情。據聞此片只用約300萬美元製作、十七天拍完，全片沒有「枕頭和拳頭」，低成本到基本上只有辦公室場景和少許街景，最貴的道具是一架私人直升機（當然未計粒粒巨星的不菲片酬），卻依然能拍出千軍萬馬之勢、令人窒息的緊張氣氛。這還不止，全片還是由頭到尾都是對白（即「口水戲」），乾淨得出奇，但基於劇本寫得好、人物設計得好，對白又絕核，再加上一班老戲骨在華山論劍（華山換了華爾街），基本上齋睇Jeremy Irons、電視劇《心計》的Simon Baker、Demi Moore鬥戲，一個眼神或嘴角一掀，已經能牽動觀眾思緒起伏，不像港產片，永遠要靠吵架和打架來製造衝突。

爆煲過程簡單化

導演為拍廣告片及MV出身的JC Chandor，其父親在美林工作四十年，他最神奇的是把深奧的技術性財經概念，變為牛頭角順嫂都能明白的內容，點扭？就係透過高層向下拋下一句「我能坐在此位與智慧無關」，再着下屬把爆煲過程簡單陳述就輕易做到，此舉既能高招地讓觀眾有概念，更能諷刺在上位者腦殘，一石二鳥。難怪這片今年年初在美國辛丹斯（Sundance）電影節參展，並獲柏林影展金熊獎提名而大受注目。正是因為每個人物的性格設計多樣而不重複，就算是毫無金融常識的師奶，把它當是美國版《萬凰之王》來看，也會拍爛手掌。

反觀今時今日香港影壇，夠膽「講」的人太少，電影局限愈來愈多，結果是觀眾的選擇愈來愈少；《孖展風雲》能刀仔鋸大樹，應能令諸多藉口、矮化觀眾的香港電影人汗顏兼語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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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忽然文化》占飛－－資本主義驕兵必敗《忽然文化》占飛－－讀莊子有利亂局自處《圈來圈去》卡夫卡－－內地點名封殺網絡百首中外流行曲DJ幽靈HipHop remix美國經典電影文藝活動預告《如是樂》劉偉霖－－業餘職業只是一念之差《Debate》詹瑞文－－詹瑞文挑戰占飛《樂評》胡銘堯－－《大地之歌》矚目新拍檔《創新煮意》劉晉－－新一代「飲食聖經」出爐《廚意浪遊》鄭立勳－－如何欣賞花椒的「麻」《養生緣》倪秉郎－－治人非治病《人物專訪》鄭天儀－－藝術起義──單挑王英偉《人物專訪》鄭天儀－－封咪歌神愛「達利」《熒幕焦點》安娜－－夢者歧途大逃殺3D（Battle Royale 3D）Miss愛教壞（Bad Teacher）簡愛（Jane Eyre）作死不離3兄弟（3 Idiots）陰傭花園（Laddaland）《南瓜生活》梁祖堯－－黑松露醬《夾心人》卓文－－金光閃爍，對沖通脹？《康和健》顧小培－－知多一點點《麗都美識》陳頌紅－－好萊塢的竹門對竹門《阿麥太功課簿》Lydia－－竹脇無我《飲情食趣》唯靈－－家裏糧倉《頭文字Y》游清源－－港大啊，我將歸來奔喪！《琉璃火》徐詠璇－－邏輯盤問《此時此刻》劉健威－－電腦年代《醉酒篇》東籬－－請政要到警校演講《故事人生》羅啟鋭－－笨賊之王《八月登場》張心曼－－蘇珊的舞鞋——笛安《世界風》章可怡．溫哥華－－慢得有道理《生命通識》李焯芬－－更圓滿的校慶《見觸城市》克洋－－企鵝群居傳《想畫就畫》Tina Ko－－你不知道寂寞是什麼直到你真正愛上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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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9日

占飛 忽然文化

過度自信無疑是一種有助我們適應，甚至駕馭現代社會的特質（adaptive trait），但金融危機卻已經以異常粗暴的方式提醒我們，那源於過度自信的「以為一切皆在我們掌握之中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control）也同樣可令我們垮下來。一個靠玩弄財技和愚弄大眾而飛黃騰達的人，對自己的投資眼光和改變環境的能力有無限信心，早晚會墜進以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陷阱。他不但高估了自己的判斷力，更分不清什麼是他力有所及的事情、什麼是他無力干涉的事情。

這種「自以為無所不能的虛假意識」（false sense of omnipotence）是金融危機的深層心理肇因。從這個角度看，金融危機也是一個道德寓言，它的教訓也許是老生常談，但一日世人對它置若罔聞，它一日還有巨大的警世意義。

給「貪」、「淫」提供有用修正

金融危機其實也是一場價值危機，西方社會要重建它的道德城堡，大可乞援於中國的哲學和傳統智慧。例如莊子的哲學，本來就是要為在混亂時局惶惶不可終日的世人設計自處之道。的確，莊子哲學對支撐資本主義的兩條大樑——「貪」與「淫」——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修正。莊子說：「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勸告我們探求知識要適可而止，不要超出極限的範圍以外；對我們力不從心或超出我們認知能力的事，應安於無知。莊子提出「自然無為」，告誡擁有權力的人不要將自己的意欲強加於其他人身上。他又奉勸囂囂逐利的世人，學習「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水澤裏逍遙自在的野雞。凡此種種，對於在金融風暴中弄得焦頭爛額，到今日依然隱隱作痛、猶有餘悸的現代人來說，不是大有切身關係嗎？重新學習做人（learning to be human again），也許就是我們可以從金融危機汲取的最大教訓。

Jimfly@hkej.com
 

蒼白的都市人

2011年9月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失眠工程」——瞓唔着時候的胡思亂想。占飛的失眠工程係苦思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意義究竟何在？我最心儀的英國詩人Philip Larkin說，生命是「沉悶先行，恐懼殿後」（first boredom, then fear）。唔肯交稅，鼓勵世人擇善固執，必要時公民抗命的美國作家和哲學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發現，大多數人都過着沉默而絕望的日子（Most men lead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我諗唔通，可能因為我唔係教徒。1927年，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喺倫敦發表一篇題為《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的演說，轟動西方知識界。他由什麼是基督徒說起，一路談到上帝的存在、基督的品性，以至恐懼乃宗教的基礎等議題；最後以重申自由思想的重要作結。

須要解釋生命的說法

跟羅素一樣，我冇信仰卻有信念（not religious but spiritual）。我對自己的一切所有常懷感激之心，但宗教——包括基督教、回教和佛教——強調謙卑、服從、犧牲，以及將自我淘空（emptying out of the self），我真的無法說服自己做一個虔誠的教徒。當然，信真神或者上帝的人有時一樣會大惑不解，電影《生命樹》睇到我昏昏欲睡，但那句「Why, Lord?」的千古一問仍然震撼人心。

可是，無可否認，無神論者和占飛一類的懷疑主義者更需要一個能夠「解釋生命的說法」（an explanation of life）。講現世唔講來世，信自己唔信上帝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係人類的偉大成就，亦係人類的困難處境。現代人活在一個沒有上帝、天使與魔鬼的社會，冇咗宗教提供的心靈慰藉和做佢哋嘅指路明燈，他們的精神狀態就永遠難以達到豐盛、圓滿的境界。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話來說，世界的神奇被沉悶的理性和科學「解釋掉」（explained away）。他用的字是「解魅」（disenchantment），直譯是「神奇的力量遭淘汰」（the elimination of magic）。

現代化犧牲人性

誠然，現代化的主要過程，就是不斷把人類生活理性化地組織起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講求邏輯和效率，問題是邏輯和效率的背後涉及多少人性的犧牲﹖城市人變成生產機器之中一顆隨時可以更換的螺絲釘、芸芸眾生裏一張蒼白難認的臉。他們日復一日地重複固定的生活模式，從未接觸過自己存在的根本。在這個意義上，為數不少的城市人其實早已死了，靜靜地死在自己的內心裏。

不過，占飛會安慰自己，理性與靈性，科學與宗教不一定是對立和互相排斥的。愛因斯坦不是說過，造物者不會拿宇宙開玩笑（God doesn'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嗎？達爾文也堅信，人類進化過程的最終目標，是發展成為一個「道德人」（moral creature）。

金融危機是集體罪行

占飛 忽然文化

全球金融風暴自2008年9月爆發以來，有關的討論大致上不離經濟學的思維與範疇。那彷彿是最順理成章的事情—用經濟語言去談經濟問題。可是想深一層，從下面支撐着經濟制度，使其能夠有效、理直氣壯，甚至理所當然地運作的，從來不單單是經濟理論，而是一系列有關政治和道德的信念和價值觀。

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金融危機源於不懂滿足的「貪」與不懂節制的「淫」，而貪與淫不但是資本主義的原罪，也是人性。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把人性最猙獰的一面暴露出來（bring out the worst in people）。從這個角度看，市場上大多數投機、賺到盡和搵快錢的行為，對我們並不陌生。幾乎每個人都有同樣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意志（will），只是手上的工具（instrument）不一樣而已。換言之，金融危機的爆發，整體社會都難辭其咎。正因為本質上這是一宗集體罪行（或至少是collective guilt），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金融改革，而是哲學家尼采所說的、對今日一切價值的重新估定（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今日的主流價值，就是用金錢來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money a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這種金錢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oney）使人活在倒懸的狀態下，將對幸福的追求簡單化和粗糙化為對快感、速度和即時滿足的追求。互聯網與全球化帶來的虛幻權力感與非理性亢奮進一步蒙蔽世人心智。金融危機其實也是一場價值危機，西方社會要重建它的道德城堡，重新學習做人，就是我們可以從金融危機汲取的最大教訓。

Jimfly@hkej.com

給死亡「解釋掉」是自欺！

2011年7月29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每當有名人如Amy Winehouse之類猝死或暴斃，傳媒、評論家乃至普羅大眾，第一句便會問：為什麼？占飛反而會問：為什麼結束生命要有個理由，而賦予生命卻不需要解釋？你有沒有聽過記者問剛誕下孩子的父母：你們為什麼要生孩子？孩子會有個有意義、快樂的人生嗎？孩子對社會對世界會有貢獻嗎？

為什麼我們對死亡總要查根究底？不單要問原因（cause）：是病死抑或死於意外？是人為抑或死於自然？還要問理由（reason）：病死的，為什麼會生病？意外死的，哪意外是天災還是人禍？若是自殺，我們會更好奇——好好的，為什麼要死？

卡謬說，人生最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人不自殺？海德格說，人害怕死亡，每想到死亡便會產生存在的焦慮（existential anguish）。為了消除這焦慮，人往往採取一些不真誠（inauthentic）的策略，例如埋頭在日常生活的營營役役（triviality）裏，忘記死亡；假設自己不會隨時死亡而計劃將來；年紀老邁仍然不肯立遺囑等等，以為自己不想和不談死亡，死亡這個不速之客便不會那麼快到訪。這些策略的最大功能，是將死亡的知覺 （awareness），由意識驅逐到潛意識的層面。

成功人士為何要死

人生的弔詭在於：一方面，沒有死亡，人生便失去意義。一齣永無結局的戲，怎會是好戲？另一方面，我們卻要「當自己會永生的活下去」（We must live as if we will live forever）。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每日總會有死亡事故。死亡的新聞令人瞿然驚覺死亡就在彎角，因而不安，尤其是名人的死亡。因為我們一貫認為，成功便可以擁有一切——包括名、利、欲望的滿足乃至幸福。哪成功人士為什麼要死呢？

死人不會說話，無法解釋。沒有解釋，就很易挑起每個人心底裏潛藏存在的焦慮。傳媒要消除讀者的焦慮，便出盡辦法提供一個容易理解（comprehensible）的理由，以便讀者釋懷。假如死的是老人家，便可解釋為：人老了，機能衰退，就會死亡——這種死亡就像春去冬來般自然，大自然的規律無論如何殘忍，我們都能心安理得的接受。甚至「久病厭世」也是個好理由。好的意思是，減輕死亡對我們的心理衝擊。

最重要是有理由

病死，尤其是突如其來、無迹可尋的絕症——如癌症、心臟病等，卻仍可以令人不安，事關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也會患上同樣的絕症！於是傳媒會從那人的生活習慣，如是否吸煙、酗酒、濫藥、暴食、縱慾……等等，試圖解釋他為何患上絕症。

自殺就找其他理由：如學業或事業失敗、失婚、失戀……到頭來，什麼理由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個理由。何況，人已死了，以上是不是真正的理由，永遠沒有答案。有了理由，死亡就可以變成物理現象——就像海底地震，必會帶來海嘯。這樣便可以不用直面死亡，也不用由別人的死亡想到自己的死亡。這樣硬要給死亡一個理由、把死亡「解釋掉」（explain away），當然是自欺。傳媒就是這樣天天幫讀者自欺。

一個只有聰明人才問的問題

2011年5月1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星期日，抱住睇科幻片的心態買飛睇《危機解密》（Source Code），卻看到一個意味深長、教人怎樣從拘禁凡夫俗子的生活囚室中神奇越獄的寓言。

故事講《斷背山》型男Jake Gyllenhaal飾演的軍隊上校，在阿富汗執行任務時遇襲殉職。可是，由於他的生存意志頑強，肉身雖死，腦部活動依然強烈，於是軍方把他的意識植入另一個男人的身體，再利用這身份，將他傳送到一宗已經發生的火車爆炸案現場。電腦程式規定，Jake要找出兇徒，便必須在炸彈爆炸前的八分鐘內做到。於是，他一次又一次重返案發現場追查線索，試圖在發生於「過去」的悲劇中，找出改變「將來」的方法。

回到過去，改變未來—即所謂「回到未來」—是科幻小說和科幻片的慣技。《危機解密》有趣，甚至有教育意義，是因為它將過去描繪成一個不斷重複，但可以改變的狀況和處境。換言之，這個所謂「過去」，其實就是我們每日都要面對但又難以脫身的現狀。我們每天起床、梳洗、迫地鐵、迫電梯，吃同一樣的早餐，做同一樣的工作，然後放工，迫地鐵，食飯，睇電視，（好彩有得做的話）跟同一個人做愛。

生活就像置身地獄

英國作家和牛津學者路易斯（C.S. Lewis）說過，地獄就是沒完沒了、周而復始的重複（Hell is what keeps repeating itself endlessly.）。生活有時給人一種置身地獄的絕望感覺，因為它的本質就是「沒完沒了、周而復始的重複」。跟TVB或者地產霸權一樣，它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夠不停複製自己，以及我們對它建立的秩序和規則的服從性。

《危機解密》卻提醒我們，只要我們有決心和想得通，其實可以把自己從這種「現狀的極權」（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中解放和拯救出來。關鍵在於肯不肯用腦，而又要用多少時間去想通想透，找到解密的鎖匙。這種想法，當然是荷里活滿足觀眾集體幻想的安慰劑，但並非全無事實的基礎。不管是投資股票、賭馬，還是買樓，贏家與輸家的分野，在於前者在不斷重複出現的情況和結果之中看到規律和模式，從而找出致勝之道；而後者卻永遠渾渾噩噩，在茫無頭緒的情況下，一次又一次犯下同一錯誤。

人生是一個又一個局

寫暢銷書《引爆點》（Tipping Point） 和《眨眼》（Blink） 寫到豬籠入水的作家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認為，生活中的達人與蠢人最大的分別是，達人會當他置身其中的處境是一個又一個的局，而他會不停問自己：「我要用多少時間去拆局？」 （How long will it take me to figure this out?） 《危機解密》的Jake有八分鐘，然而大多數人一輩子想也沒有想過這條問題。

以戲論戲，《危機解密》並非特別出色；但它模糊了尋常與荒誕的界線，將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以荒誕不經的手法呈現出來，鬼佬稱之為making the familiar strange，絕對是及格、達標的科幻片。

享受生活的藝術

2011年12月17日

占飛 忽然文化

香港人喜歡食自助餐，美國人喜歡睇自助書（self-help books）。近年在美國其中一本最暢銷的自助書，是金髮碧眼，頗有明星相的美女作家簡羅賓（Gretchen Rubin）的《幸福大計》（The Happiness Project）。

暢銷書的特點是易讀，《幸福大計》更是一本「暢銷書之中的冰淇淋」(an ice cream of a best-seller)，比一般暢銷書更易讀，幾乎完全不用咀嚼。它要傳遞的，是一個人人都願意聽到、願意相信的信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令自己快樂起來，而幸福幾乎唾手可得。你只要一小步、一小步向前行，不多久就會抵達幸福或至少是「比現時更快樂」的「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 of happiness or being happier)。

這些small steps包括「做自己」、「莫強求」、「現在就去做」、「享受過程」、「認清問題」、「別緊張」、「不斤斤計較」和「無敵是愛」。這本書沒有挑戰社會的主流價值和讀者的價值觀，反而處處為這些價值觀護航。例如它發現，只要用得其所，錢的確可以買到幸福 (Money can buy happiness, when spent correctly)。

生命智慧

作者強調，你不用改變你的環境和生活方式，只要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觀點，就會馬上變得快樂起來。如此鼓舞人心的溫馨提示，再加上閃爍着似是而非生命智慧的連串金句（例如「日子用腳走，歲月插翼飛」），難怪這本書在2010年一出版，就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No. 1暢銷書，至今已被翻譯成三十一種語言。

美國作家賀佛（Eric Hoffer）說，我們不快樂，因為我們太刻意要令自己快樂 (Our search for happiness is one of the chief sources of our unhappiness.)。

有人說，幸福不是可以找到的東西，只可以碰到。然而，既然我們決定不了自己的「生」，我們更要取回怎樣「活」的自主權。如果幸福是一生在追求，卻一生追求不到的東西；我們必須學會享受這個追求的過程。所謂生活的藝術，不過如此。

撰文：占飛

贏在起跑線 好心做壞事

2012年3月5日

占飛 忽然文化

今時今日，養兒育女已變質成一種打崩頭的體育運動，你不想做loser，就不要讓你的孩子做under-achiever。於是，「唔輸得」的父母，抱破釜沉舟的決心，勢要將子女訓練成才。結果，子女比他們的父母更忙碌和有更多appointment，日程安排得「超緊密」的孩子（the overscheduled child）應運而生，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

其實早在三十年前，美國兒童心理學家艾堅（David Elkind）已在《趕時間的孩子》（The Hurried Child）一書指出，現代社會百病叢生，跟父母要他們的孩子成長得太快和太早（too-fast-too-soon）大有關係。艾堅認為，你拿走小朋友的童年，他們就大有可能成為問題兒童。吸毒、濫藥、躁鬱、荒廢學業、校園欺凌、盜竊，往往是孩子發出的求救信號。

揠苗助長

這本書在美國至今已賣出超過六十萬本，艾堅亦成為自冼樸醫生（Dr. Spock）以後，美國的首席養兒育女權威。今年八十四歲的艾堅筆耕不斷，五年前出版了一本《遊戲力量：學習貴乎自然》（The Power of Play: Learning What Comes Naturally），香港的家長應該找來細讀。

顧名思義，此書講的是遊戲對孩子成長的重要。很多家長為了要幫孩子「贏在起跑線」，不惜硬起心腸對他們大力催谷，要他們停不了地學習。艾堅認為這是好心做壞事，只會剝削，甚至剝奪孩子遊戲的權利；而遊戲──讓孩子充分發揮創意和想像力的遊戲──正是孩子最有效的學習方式。所以，父母為孩子提供理想的遊戲環境和足夠的遊戲機會，並且盡可能與他們一起玩，就是為孩子在學業和社會上取得成功做的最好準備。

當然，這未必是養兒育女的傳統智慧。本來，中國與西方都有哲人和大學問家是遊戲的「粉絲」。例如西方美學家康德（Kant）、席勒（Schiller）等倡導「遊戲說」，認為藝術起源於遊戲。席勒說：「只有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玩物喪志

英雄所見略同，與亞里士多德齊名的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認為，人如果有孩子遊戲時候的認真，便真正能夠做到心意合一（Man is most nearly himself when he achieves the seriousness of children at play）。中國的哲學大師莊子也有「遊戲」的觀念，在他的心目中，遊戲是一種娛樂，而發自內心的「自戲」或自樂，才是至樂。

然而中西方有關遊戲的民間智慧和社會價值卻大不相同。西方人深信「只會用功不玩耍，聰明孩子也變傻」（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a dull Jack）。一般而言，中國人對遊戲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見。作為一種活動，遊戲被視為與工作對立﹔作為一種態度，遊戲被認為是認真的相反。我們耳熟能詳，由細聽到大的「玩世不恭」、「玩物喪志」和「勤有功，戲無益」，全是對遊戲的中傷和抹黑。

2012年4月2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幸福定義世俗化

中文「幸福」兩字拆開來是「幸」與「福」，幸是幸運，福是福氣、福分，都是外在的東西，跟個人的主觀努力無關。這跟民間智慧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意思是一脈相承的。一命二運和幸運、福氣都是外在的東西，積陰德和讀書才是個人能力所及的。中國傳統文化一直認為「天定勝人」，人能否得到幸福，在於他是否幸運，有沒有福氣，然後才說到祖先是否積陰德，個人是否讀書的材料，以及個人是否努力讀書。

從此角度看，幸福是無法追求的。無論個人如何努力，沒有幸運及福氣，你還是無法得到幸福。譬如說，人能否得到一段美滿的愛情，要講緣分，而姻緣屬命中注定，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強求也不可得。美滿姻緣不是通過努力就可以得到的。《盛女愛作戰》一類DIY釣金龜，根本就是搵笨。

這跟基督教新教的加爾文派（Calvinism）的救贖預定論（Predestination）有點相似。加爾文認為，人能否得到救贖，在乎他是否得到神的恩慈。什麼人能得到神的恩慈，由神預定，跟個人的操守或功德無關。人能做的，只是接受或拒絕神的恩慈。如此說，救贖或幸福，都不可以DIY。

人的本質

阿里士多德把幸福界定為只有人才可以得到的東西。一頭狗、一隻貓，都可以輕易得到滿足，只有吃得好、睡得好，牠們就感到快樂。可是，動物的快樂，是英文的pleasure，主要是指感官上的快感。幸福是happiness，根據阿里士多德的講法，動物是沒有幸福可言的，只有人才可以得到幸福。所以，羅素說人的幸福唾手可得，那只是將快樂當作幸福。

為什麼阿里士多德說只有人才可以得到幸福？因為幸福不單是快樂或感覺良好，還要發揮人作為人的本質。打個比喻，一粒蘋果種子，如果不長成一棵蘋果樹，即是沒有發揮其蘋果種子的本質。人的本質是理性，人若不發揮其理性的本質，那跟動物有什麼分別呢？那又怎會是幸福呢？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家湯瑪斯．阿奎拿斯也有同樣的講法，不過，他認為人的本質不是理性，而是「靈魂」。

今天，社會變得世俗化（secularized），幸福的定義也隨之世俗化，講pleasure而不是happiness，再不談人的本質了。

2012年4月2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痛苦只因不知足

個多星期前，蓋洛普公布一年一度全球痛苦指數報告。在2011年，全球13%成年人認為生活堪稱「痛苦」，而香港人痛苦指數高達14%，較全球平均還要高，每七名港人就有一個感到生活痛苦。比較一下，南韓的痛苦指數是7%，新加坡及台灣更低至5%，即使在中國大陸，痛苦指數也只是12%。

雖然這類調查不可盡信，可是，港人近年的確怨聲載道，苦多樂少。其實，論人均收入，論生活環境，在兩岸三地中，港人肯定不是最差。可是，根據這個調查，港人竟是兩岸三地中感到最痛苦的一群。

人人生而平等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今時今日，基本上沒有人餓死的發達經濟體，人們對痛苦或不幸福的定義，跟傳統有很大分別。以前，不幸福是很具體的，如飢寒交迫、貧無立錐之地、舉目無親、生活朝不保夕，有病沒錢醫，孩子還未成年便要放棄學業到社會工作等。

今天，社會已有安全網，這樣的悲慘境況極少發生，但人們不是具體生活上不幸福，而是主觀上感到不幸福，因為人們對幸福高的定義已經大大不同，對幸福有不同的要求──例如有瓦遮頭不足夠，還要買得起樓──而且認為幸福是人人應得的。政府應該為每個人都提供階梯，讓他們能追求及得到幸福。

《美國獨立宣言》劈頭便說：人人生而平等，與生俱來便有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這無疑等於說：幸福是可以憑個人主觀努力而追求得到的。

主觀努力能追求得到的幸福是怎樣的幸福呢？占飛中學時便讀過羅素著名的文章：「幸福之路」(The Road to Happiness)。他開宗明義便指出：人感到不幸福，追求不到幸福，是因為他「用不明智的方式去追求」（pursue it unwisely）幸福。他跟着說，人是動物，他的幸福更多的時候取決於其生理狀況。

人與禽獸之別

人和動物的區別，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一隻貓，只要飽暖，偶爾晚上可以去尋歡，就能享受生活。人亦差不多，只是在文明社會的人，經常忘記此點。於是，人們訂立更高的人生目標，並為此犧牲人生的其他方面。例如生意人為了發財，不惜犧牲健康和愛情。到他發了財，他才發現他並不幸福快樂。喬布斯事業如此成功，臨死也後悔沒有兼顧家庭。

假若羅素是對的，那不會有那麼多港人主觀上感到不幸福。羅素的講法，跟「知足常樂」的古老智慧沒有兩樣，但資本主義經濟建基於消費主義，消費主義建基於不知足，每一代人不單追求衣食足，還要活得比上一代好，活得比同代人好。那要像羅素說的有「健康的身體和足以糊口的收入」，便有足夠條件得到幸福，根本是緣木求魚。

現代人要感到幸福，不單要他自己的生活不斷改善，還要他身處的社會不斷進步，包括經濟保持繁榮，政府管治良好，文化娛樂欣欣向榮，公民道德有進沒退等等。你說，幸福是不是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