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传统

在我们这个有团圆传统的国度，团圆应该被当作一种权利，一种关乎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权利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李多钰】如耶稣所言，启示应该是从天而降的。
　　鼠年春节前，中国中部地区十几个省份遭遇的连绵半月余的暴雪，将年年在城乡之间奔走的亿万中国人，阻隔在铁路公路上。家园千里，乡愁如无数风筝，在凝固的归程中断了线。
　　如果不是暴雪，对这样年复一年的地球1/5人口大迁徙，国人已经熟视无睹。所以暴雪应当算是从天而降的启示，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春运大潮背后的含义与危局。
　　
启示之一：不设防的城市到底设了什么防？
　　春运应当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珠三角地区迎来开发热潮，广州号称不设防的城市，吸引大量农民工抛家别眷只身进城务工，到春节时再集体返乡看望家人。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0年后，广州重倡改革开放，新的农民工还是在不断大量涌入，不断大量离开。回首20年春运，所谓不设防的城市，其实只做到了吸引人来，而没有做到给来的人提供留下的条件。老一代的农民工并没有变成工人，也没有变成市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年老体衰，不再能够提供劳力，永远返回他们的故土了。虽然他们给东部沿海城市提供了最伟大的发展动力，但是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成为市民的机会，连苛刻的机会都没有。
　　20年民工潮不断，返乡潮不断，只因为农民和他们的儿子永远奔波在城乡的二元道路上，他们只能到城市去打短工，当他们年老力衰，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回到土地上重新变回农民。所谓不设防的城市，实则设了大防。这则大防，就是城乡一体化道路上永不停息的暴雪，将发展与融合的道路阻断无余。
　　
启示之二：户籍制度是特权制度
　　城乡大防的根本之一在于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有制度设计层面的问题，但是简单地从中央政府的制度层面否定户籍制度，其实是为地方政府开脱。在户籍制度这个全国并非一盘棋的问题上，地方政府并不是没有地方自治协调的权限。即使他们的权限被限制，在20年来打工者的呼吁中，他们也应该有反映问题、提供对策的权限与责任。
　　在户籍的问题上，地方政府集体无所作为，应该源于他们的根本思想底子：户籍制度的目的只是保障他们的行政需求，或曰地方保护，而不是解决城市建设者的入城资格问题。在户籍调动的几个条件中，有行政调动，有大学生就业，有海归回国，这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条件，惟独没有城市建设时间、纳税额度、社保交费期限等等适于任何城市居住工作者的平等条件。按照这样的思路运转，户籍制度必然是一项特权制度，因为他只服务于特定人群，而不是为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服务的制度。
　　一位诗人曾经大声疾呼，“我在我的祖国暂住”。这样的泣血呼声，并不曾让决策者心动，他们20年不改地执行奇特的暂住证制度，而不愿尝试一些可行的普适办法，让这个急速发展中的国家的大多数人民，获得在新的工作地安居乐业的可能。
　　当然，这种特权制度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也不得不年复一年地遭遇春运这个可怕的时刻。这个时刻，因巨大的人流而变得异常凶险，随时可能发生公共危机事件。今年的经济过热，显然让春运更加凶险，一位芜湖大学生被挤入火车底死亡；一群欲返乡的人被扔在湖南的车站有家难回；7700万返乡者被困在冰雪的途中；在一辆被困的火车里，为了让老人和小孩不被冻坏，卧铺车厢的人们将被子送给老人和小孩，而他们和其他乘客挤在一起取暖……
　　这样的景象，哪里是一个温暖的适于居住的国度的景象？

启示之三：城市的巨大化、中心化让人才无法就地使用
　　城乡大防，另一个根本问题在于，马太效应使得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不断巨大化和中心化，如黑洞般吸纳各类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超级膨胀。与此同时，西部内陆城市尤其是小城镇缺乏发展优势，人才无法就地使用，只得更坚定地涌向东部中心城市。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城市群落发展还算比较健康，人口不至于完全聚集在一个超级大城市中。北京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最值得反思。从三环开发到六环，也就是十年左右的事情，这个全国的政治中心现在已经一跃成为巨大的经济体，裹挟着来自全国的资源几何级数地独体膨胀。这种非正常膨胀必然需要人才的非正常涌入。北京该如何面对暴增的外来人口呢？还是让他们永远暂住吗？
　　
启示之四：团圆权决定国人幸福指数
　　团圆需要纳税吗？没错，一年一度的春运意味着，团圆需要纳税，缴税的是那些不得不返乡的人，而收税的是交通部门。但是对交通部门来说，这样危险的税收，他们收的心安吗？我看不能。暴涨又暴落的客流量只会使他们失去正常的发展目标，失去可控的服务质量，陷入旺季与淡季的不平衡苦恼中。
　　团圆需要成本，任何经历过或正经历大发展的国家都需要支付，但是阶段性支付的居多。英国工业革命，美国西部大开发，都曾经造成人口的大量迁徙，那些迁徙的人口一般落地生根，不会受制于户籍制度，来来回回奔走于广袤的城乡之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降低团圆成本的制度设置还是没有任何改善，我们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还在不断地为团圆支付越来越高的成本。
　　外电将中国人的春运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或者“如史诗一般的人口迁徙”。外国研究者对于中国春运的理解有局外人的时代感。一位法国游客曾在广州火车站面对春运的人山人海，惊叹此地应该成为立此存照的旅游一景。
　　亿万人涌向车站、机场、公路，离开他们暂住的城市，回到他们法定的居住地，与无法进城上学的孩子团聚，与孩子的母亲相聚，与无法改换医疗保险地点的父母相聚。这样令人痛心的团圆，希望尽早成为时代的一页，翻过去。
　　在我们这个有团圆传统的国度，团圆应该被当作一种权利，一种关乎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权利。

不被歌颂的团圆
　　几年前，冯小刚在他的电影《手机》里，有一段有趣的告白，怀念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的古代，丈夫可以离家赶考多年，胡天胡地之后，像没事人一样回到多年守候的妻子身边，两人相安无事地共度晚年。
　　这段告白将时代驱使的离别单方面诗意化，看上去很美。
　　不过，冯导和他的写作班子似乎不愿想到，在丈夫希望换一种活法的这段古代二元时光里，妻子可还是只能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一元世界里，她事实上已不存在的丈夫还是家里的一尊雕像，统治着她的一生。而在那个古代的二元时光里，皇帝也便是这样生活的。当他喜欢一个妻子的时候，妻子是他的宠物，当他厌倦了，妻子便被打入冷宫，冰冻起来，不再存在。
　　古代丈夫们大概也并不是真的喜欢，那种被迫离家千里的人才选拔制度。如果可以选择非集权的人才使用制度，我想大部分人，都喜欢不用走太远就能够让自己学有所用。悲哀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都生活在团圆的噩梦中。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被今上赏赐告老还乡。
　　所以，这样美好的时光，事实上竟然是集权时代的一个生活样本。这令人惊讶。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生活竟然是值得某些人怀念的。
　　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中国当下有限几位掌握拍摄权的导演，大多深陷于权力生活之中，乃至伦理取向往往偏离常识，出现权势型偏颇。比如说，对于家庭，除非为了反抗体制性禁锢，团圆是应该被歌颂与维护的。但是像《手机》这样重大的家庭伦理片，却会旗帜鲜明地为男性的出轨辩护。
　　为了内容看起来更宏大，导演们还喜欢把一些伦理问题和历史问题拉杂在一起。年前，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手机短信称，“《色戒》说女人不可靠，《投名状》说兄弟不可靠，《苹果》说男人和女人都不可靠。”一则短信似乎不算什么，博大众一笑而已。不过，《色戒》《投名状》《苹果》这三部集中推出的华语影片，全都涉及伦理的禁忌，倒是折射出导演们对华语世界伦理状况信心的缺失。
　　大雪过后，或许导演们能够回到时代中来，看看这个缺乏团圆的社会，也许他们能够为这个时代放映一些真正的思想和情怀。■

Source 15/2/08 Caijing 作者为TimeOut中国版总编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