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7日 星期五

忠於自己＋取悅別人＝幸福


2011年12月17日
占飛 忽然文化


在這個以為什麼都可以量度，什麼都可以數字化的年代，出現「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一類的指標，一點也不叫人感到意外。其實幸福畢竟是個人的事情，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幸福大計」。活着，就是為了要找到幸福。
對美國人來說，追求幸福，就像呼吸喝水和睡覺一樣自然，所以是受憲法保障的權利。在中國傳統下成長的人，卻往往對快樂有一定程度的罪惡感，似乎一個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必須與苦難為伍。這套思想千百年來深入人心，「苦難」已不再是中性詞語，而是帶着一種道德上的崇高。在西方，hedonism一詞本來並無貶義，它相信的，是快樂乃善莫大焉的美德；在中文詞彙中，享樂主義卻被賦予頹廢或不道德的意味。
自由的真諦
占飛自認是享樂主義者，不會為實踐自己的「幸福大計」而向任何人道歉。當占飛還是黃毛小子的時候，所謂幸福，就是自由。我的理想生活，是戰後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凱魯亞克 (Jack Kerouac)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描寫的發現和探險之旅 (a journey of discovery and into the unknown)。
生活應該是一場精彩的冒險，一個大膽的實驗；而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以張開雙手，將生命無限的可能性一抱入懷。至於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當然一言難盡；但占飛總覺得，天才橫溢，但毒癮甚深、死時只有二十七歲的歌手Janis Joplin那句「Freedom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自由是一無所有的同義詞），多少說出了自由的真諦。
可是年紀漸長，又覺得真正的幸福，可能是聖誕節例必重播的荷里活經典It’s a Wonderful Life（《美好人生》，又譯《風雲人物》）的主角占士史釗活（James Stewart）所過的那一種生活。史釗活飾演的大好人佐治，為家人、朋友和社區付出所有，包括放棄要周遊列國的夢想，最後只能夠在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小鎮，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商人。聖誕夜，債主臨門，萬念俱灰的他準備自殺，他的守護天使突然出現，並讓他看到如果他沒有來到這個世界，多少人的生活會變得多麼痛苦和不幸。佐治於是明白自己生命的價值何在，並重拾生活的勇氣。
社會的聯繫
九巴刀那句引起廣泛共鳴的：「我想讓這個世界因為有了我，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其實就是這套1947年舊片的主題。自由誠可貴，但根、友誼、親情、愛情，與社會的聯繫，以至對社會的貢獻，又何嘗不是幸福的基石？人不單不是孤島，更是群居動物（social animal）。是故，在日常生活，最能夠給人幸福感覺的活動全是社會性的，與其他人有關，例如拍拖、返教會、與同事唱K、和好朋友食飯等等。
也許幸福根本就是個高難度的balancing act，關鍵是在忠於自己與取悅別人，享受自由與尋找意義，獨處（solitude）與人群（multitude）之間取得平衡。
撰文：占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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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金句 難得迴腸


2011年12月22日
占飛 忽然文化


寫暢銷書，最重要不是故事，而是書中有沒有令人掩卷後還長留腦海的金句。1970年，一套跟《那些年》一樣忽然大賣的電影，就是因為有一句金句令人記憶至今：那就是：「愛是永不須說對不起。」(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 are sorry.)據說，這句對白在劇本中是 ”not having”，不是”never having”，演員是念錯了對白，卻錯有錯着，更膾炙人口。這便是改編哈佛文學系教授薛高寫的《愛情故事》。
想不到，香港電視劇也是如此。最近跟一位行內人閒聊，談到電視劇今昔之別。他說，過去黃金時代的電視劇，令人記得的是經典場面、經典角色、經典主題曲及經典演員──例如《狂潮》的繆騫人和狄波拉，《家變》裏的汪明荃，《網中人》的阿燦，《上海灘》的趙雅芝及呂良偉，《大時代》的鄭少秋等。
今天的電視劇不是沒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 Laughing Gor，然而，大部分引人注目的電視劇，卻只叫人記住一兩句金句。例如近期大紅大紫的《天與地》，引起談論的主要是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可偷勿抄
無論如何，這金句擲地有聲，不脛而走，皆因港人此刻的確有「我城正苟延殘喘」的感覺。更諷刺的是，此金句用在港產電視劇上，倒是一語中的，道出大眾的感覺。TV drama is dying。死因很簡單：編劇違反了第一誡：「偷，勿抄」(Steal：don't copy.)橋段、情節、人物，可以偷、應該偷，陽光底下無新事，不偷橋，何以編劇為？
但偷也要懂得移花接木，懂得如何本地化，如何以新瓶裝舊酒，偷得來接近二次創作。抄則是懶惰的照搬，跟創作沾不上邊。今天電視劇不斷倒模的重複自己，情節老調重彈，感情不真，角色設計了無新意，甚至服裝、道具、布景，都熟口熟面。如此一來，金句便顯得愈發重要。
妙手偶得
過去，寫金句的是詩人及填詞人，由「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到「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都是一代人的共同心聲，感染力極大。張愛玲的小說，無論情節及結構都不算出色，但她仍被捧為大師，擁躉極眾，皆因她書中金句甚多，經常被引述，往往能擊中讀者的死穴，令人掩卷回味再三。金句未必是孟郊式苦吟，或賈島式推敲，可能只是「妙手偶得之」，但卻是作品成功的保證。
流行曲亦如是，往往為電影畫龍點睛，甚至提高了一個檔次。愛情電影更不能缺少一首盪氣迴腸的主題曲。誰能忘記《男歡女愛》中Francis Lai的主題音樂？《鐵達尼》的My Heart Will Go On、齊伐里尼《殉情記》的What is a Youth？乃至《歲月神偷》買不到版權的The Interlude? 最不濟，則學學《魂斷藍橋》借用《友誼萬歲》，也能動人心弦。
這二十多三十年來，香港都沒有一齣叫人難忘的愛情電影或電視劇，與流行曲由盛轉衰，不無關係。這些年，香港的流行曲不是雞仔聲喘氣頻頻「依依吔吔」的怨婦式呻吟，就是小男人的喃喃自語，又怎能盪氣迴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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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純潔還給愛情


2011年11月3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愛情片的原型很簡單：十二個字就可以——男識女，男追女，男得女，男失女。當然，反過來「女識男，追男，得男，失男」也可以。情節的推進暗合「起、承、轉、合」四階段；你喜歡的話，把「相識與追求」連在一起，便成三個階段。
你喜歡大團圓結局的話，便把失女放在前面，得女放在結尾。得女之前例牌來個「忽然覺悟前非」，狂奔到機場、碼頭，兩人來個緊緊擁抱或擁吻。當然，也可以由失女開始，來個倒敍，少點懸疑，多點唏噓。像《心跳（500）天》般將時空打碎、重新拼貼也無妨，但無論怎樣，都離不開原型
嚴格來說，大部分愛情片應該叫做「失戀片」，因為講的永遠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意惘然」的失戀情懷。經典的愛情片如《亂世佳人》、《魂斷藍橋》、《殉情記》、《時光倒流七十年》等都是失戀片，《那些年》亦如是；中國經典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亦然，你總不會認為唐伯虎點秋香、遊龍戲鳳之類是愛情故事吧？
相思歲月
愛情電影曾經風光一大段日子，在五六十年代。無論是荷里活抑或香港台灣，愛情片，尤其是純情──即是有愛無性──的青春愛情片，製造了無數銀幕情侶，如謝賢與嘉玲、呂奇與陳寶珠、秦漢與林青霞等，女性被捧上神台膜拜。
到了電視普及，長篇及中篇電視劇必有愛情，還可以細水長流、一集復一集的細緻縷述情路上的種種跌宕，觀眾何須往戲院觀看？電影唯一比電視優勝的地方，就是可以有性愛；電視要老少咸宜，不能涉及太多的性。可是，到了收費電視的世代，電影連這個優勢都沒有了，只有走向偏鋒，講異類及變態的愛情。
這一年，荷里活推出「有性無愛，先性後愛」的愛情片，其實已不再是正宗愛情片了。在香港，踏入二十一世紀，「有愛無性」的純情愛情片幾乎絕迹，我們有的是《獨家試愛》一類爾虞我詐的愛情片，《分手說愛你》、《志明與春嬌》一類「反烏托邦式愛情」(dystopian love)。偏偏社會心理就是喜歡逆反，太多性令人煩厭，造就了純情的《那些年》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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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輸了本事


2011年11月1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為何《大時代》到今時今日仍是經典，睇極都覺得好睇？我認為與當時創作的歷史背景有關。
韋家輝1992年炮製《大時代》，正是處於港人回歸前的迷茫期，有錢的早已移民，剩下是走不到、被迫留下的留港一族，大家都是前程未卜心事重重。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創作人也變得大膽顛覆去到盡，透過荒誕、黑色情節反映港人的不安與焦慮，當其時投射九七恐懼的電影也不少，如《喋血街頭》、《何日君再來》、《港督最後一個保鏢》，豁出去的百花齊放。
占飛沒問過韋家輝，純粹猜測，但人生低潮或迷茫期，卻是創作靈感最澎湃時候，千真萬確。
輸了信心
沒有計算市場的《打擂台》完全香港味道，角色沒有一個是當紅的，結果出了位。許鞍華拍淡淡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完全率性；但加了暴力元素拍續集《天水圍的夜與霧》，即時跌watt。過去一直被忽略的台灣電影，近年也是在被遺棄的邊緣上成功闖出重圍，就如返到港產片十多廿年前的黃金期。
香港電影的頹勢不是導演沒本事，是沒信心。就像中華大丈夫在洋妞面前容易不舉，大多是是心理因素作祟。他們擔心太深的電影語言觀眾不明、太平靜的台詞觀眾嫌悶、太意識流的情節趕客、太奀卡士沒有人看，這些都只是導演一廂情願的想多了，自我綁手綁腳舉步維艱。
輸不重要，但不要怕輸；輸是一次，但怕輸卻是一世的，香港電影人就是輸在這裏。結果愈看輕觀眾，觀眾便反過來看輕看不起他們的製作人，生生不息、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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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大時代》 敗也《大時代》


2011年11月1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曾經問過不少導演，何故號稱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連一套有特色、地道的財經類型電影都欠奉？歷來香港經歷多次股災、官鱷大戰、細價股風暴、科網泡沫爆破，隨手撿來一兩件事已可獨立成劇，但編劇們拒絕動腦只會計算，又怕跳不出加插財經橋段「太細緻怕難明、太簡單會膚淺」的困局，故此香港影視界金融類代表作，講足二十年都是《大時代》，出不到一套媲美美國Ｗall Street的港產Exchange Square？更何況是層次高於《財經透視》像《呃錢帝國》（Inside Job）的深喉紀錄。
真是成也《大時代》敗也《大時代》。往後的電影人好的唔學，模擬《大時代》的黑色荒誕不夠淋漓，卻先被其「死人塌樓」的套路綑綁，近年贏得口碑的《竊聽風雲》一二集、《奪命金》亦難衝破這囚牢。
港片見紅情意結
占飛不怪杜琪峰，因為《奪命金》已經很努力，避免重複自己賴以成名的黑社會風格，而且諷刺得來傳達了許多訊息，蘇杏璇那句「清楚明白」正是戲味和精髓所在。我深信刻意要加殺人、「見紅」情節，全是出於金主意思。阿諛奉承至失去自我的電影人太多，杜老哥的敢言令占飛五體投地。
是什麼令金主不敢冒險，認為拍金融題材電影要加槍戰、飆車、豔情、奇幻、黑幫才有娛樂性、劇力萬鈞，否則就會淪為沉悶平實的新聞透視？荷里活出品的《孖展風雲》（Margin Call）作了一個大膽實驗和近乎完美的專業示範。
《孖展風雲》寫疑似雷曼爆煲前二十四小時的模擬場景，在各高層如何處理危機來反映人性的貪婪無情。據聞此片只用約300萬美元製作、十七天拍完，全片沒有「枕頭和拳頭」，低成本到基本上只有辦公室場景和少許街景，最貴的道具是一架私人直升機（當然未計粒粒巨星的不菲片酬），卻依然能拍出千軍萬馬之勢、令人窒息的緊張氣氛。這還不止，全片還是由頭到尾都是對白（即「口水戲」），乾淨得出奇，但基於劇本寫得好、人物設計得好，對白又絕核，再加上一班老戲骨在華山論劍（華山換了華爾街），基本上齋睇Jeremy Irons、電視劇《心計》的Simon Baker、Demi Moore鬥戲，一個眼神或嘴角一掀，已經能牽動觀眾思緒起伏，不像港產片，永遠要靠吵架和打架來製造衝突。
爆煲過程簡單化
導演為拍廣告片及MV出身的JC Chandor，其父親在美林工作四十年，他最神奇的是把深奧的技術性財經概念，變為牛頭角順嫂都能明白的內容，點扭？就係透過高層向下拋下一句「我能坐在此位與智慧無關」，再着下屬把爆煲過程簡單陳述就輕易做到，此舉既能高招地讓觀眾有概念，更能諷刺在上位者腦殘，一石二鳥。難怪這片今年年初在美國辛丹斯（Sundance）電影節參展，並獲柏林影展金熊獎提名而大受注目。正是因為每個人物的性格設計多樣而不重複，就算是毫無金融常識的師奶，把它當是美國版《萬凰之王》來看，也會拍爛手掌。
反觀今時今日香港影壇，夠膽「講」的人太少，電影局限愈來愈多，結果是觀眾的選擇愈來愈少；《孖展風雲》能刀仔鋸大樹，應能令諸多藉口、矮化觀眾的香港電影人汗顏兼語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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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9日
占飛 忽然文化


過度自信無疑是一種有助我們適應，甚至駕馭現代社會的特質（adaptive trait），但金融危機卻已經以異常粗暴的方式提醒我們，那源於過度自信的「以為一切皆在我們掌握之中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control）也同樣可令我們垮下來。一個靠玩弄財技和愚弄大眾而飛黃騰達的人，對自己的投資眼光和改變環境的能力有無限信心，早晚會墜進以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陷阱。他不但高估了自己的判斷力，更分不清什麼是他力有所及的事情、什麼是他無力干涉的事情。
這種「自以為無所不能的虛假意識」（false sense of omnipotence）是金融危機的深層心理肇因。從這個角度看，金融危機也是一個道德寓言，它的教訓也許是老生常談，但一日世人對它置若罔聞，它一日還有巨大的警世意義。
給「貪」、「淫」提供有用修正
金融危機其實也是一場價值危機，西方社會要重建它的道德城堡，大可乞援於中國的哲學和傳統智慧。例如莊子的哲學，本來就是要為在混亂時局惶惶不可終日的世人設計自處之道。的確，莊子哲學對支撐資本主義的兩條大樑——「貪」與「淫」——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修正。莊子說：「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勸告我們探求知識要適可而止，不要超出極限的範圍以外；對我們力不從心或超出我們認知能力的事，應安於無知。莊子提出「自然無為」，告誡擁有權力的人不要將自己的意欲強加於其他人身上。他又奉勸囂囂逐利的世人，學習「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水澤裏逍遙自在的野雞。凡此種種，對於在金融風暴中弄得焦頭爛額，到今日依然隱隱作痛、猶有餘悸的現代人來說，不是大有切身關係嗎？重新學習做人（learning to be human again），也許就是我們可以從金融危機汲取的最大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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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白的都市人


2011年9月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失眠工程」——瞓唔着時候的胡思亂想。占飛的失眠工程係苦思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意義究竟何在？我最心儀的英國詩人Philip Larkin說，生命是「沉悶先行，恐懼殿後」（first boredom, then fear）。唔肯交稅，鼓勵世人擇善固執，必要時公民抗命的美國作家和哲學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發現，大多數人都過着沉默而絕望的日子（Most men lead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我諗唔通，可能因為我唔係教徒。1927年，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喺倫敦發表一篇題為《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的演說，轟動西方知識界。他由什麼是基督徒說起，一路談到上帝的存在、基督的品性，以至恐懼乃宗教的基礎等議題；最後以重申自由思想的重要作結。
須要解釋生命的說法
跟羅素一樣，我冇信仰卻有信念（not religious but spiritual）。我對自己的一切所有常懷感激之心，但宗教——包括基督教、回教和佛教——強調謙卑、服從、犧牲，以及將自我淘空（emptying out of the self），我真的無法說服自己做一個虔誠的教徒。當然，信真神或者上帝的人有時一樣會大惑不解，電影《生命樹》睇到我昏昏欲睡，但那句「Why, Lord?」的千古一問仍然震撼人心。
可是，無可否認，無神論者和占飛一類的懷疑主義者更需要一個能夠「解釋生命的說法」（an explanation of life）。講現世唔講來世，信自己唔信上帝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係人類的偉大成就，亦係人類的困難處境。現代人活在一個沒有上帝、天使與魔鬼的社會，冇咗宗教提供的心靈慰藉和做佢哋嘅指路明燈，他們的精神狀態就永遠難以達到豐盛、圓滿的境界。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話來說，世界的神奇被沉悶的理性和科學「解釋掉」（explained away）。他用的字是「解魅」（disenchantment），直譯是「神奇的力量遭淘汰」（the elimination of magic）。
現代化犧牲人性
誠然，現代化的主要過程，就是不斷把人類生活理性化地組織起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講求邏輯和效率，問題是邏輯和效率的背後涉及多少人性的犧牲﹖城市人變成生產機器之中一顆隨時可以更換的螺絲釘、芸芸眾生裏一張蒼白難認的臉。他們日復一日地重複固定的生活模式，從未接觸過自己存在的根本。在這個意義上，為數不少的城市人其實早已死了，靜靜地死在自己的內心裏。
不過，占飛會安慰自己，理性與靈性，科學與宗教不一定是對立和互相排斥的。愛因斯坦不是說過，造物者不會拿宇宙開玩笑（God doesn'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嗎？達爾文也堅信，人類進化過程的最終目標，是發展成為一個「道德人」（moral cr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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