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奏

2011年7月29日

顧小培 康和健

所謂「唐詩宋詞元曲」，指的是三種不同的文學作品「詩、詞、曲」，它們分別在唐、宋、元三個朝代中，各自獨領風騷，大放異釆。「詩」自是「作」出來的，但以「詞」而言，通常說的是「填詞」，也就是先有「詞牌」，像是「框框」，再在其中「填」上字，成為具意思有風格的一段文字。在一首詞的詞牌中，應有多少字，這些字又應分作怎麼樣的長短句等等，都有嚴格的規限。在創作一首詞之時，雖然基本上內容和用字可以是自由發揮，以表達作者想說的話，但卻不是天馬行空，毫無羈絆的，每一個用到的字，都必須依足規格「填」進去，例如應是放入一個「平聲」的字時，不可以採用「仄聲」。其實這種規限，在詩中也有，例如「七律」、「七絕」等，只是「詞牌」的種類更多，更千變萬化而已。

在各式各樣的詞牌中，有一個叫「聲聲慢」，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李清照作的那闋，一開首是一連串疊字「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讀這首詞之時，因應這段文字的意思，不由得會有一種「愁」的味道，也不自覺地，每每將句子讀得慢了，於是竟真的有「聲聲慢」的感覺。我說的所謂「慢」，相對「快」，都屬「節奏」，在後來元朝盛行的「曲」中，節奏更為講究，因為顧名思義，曲是用來唱的，唱之時的快與慢，是另一層次的表達方式。一般來說，一首歌的節奏應該是一貫的，如果開首唱得慢，整首歌也如是；但在這方面，中文歌曲中有兩首卻是頗特別：一首是粵曲《禪院鐘聲》，另一首是國語歌《王昭君》。前者在結尾之處，有一段歌詞「為愛為情恨似病　對花對月懷前程……」唱完又唱，一共唱三次；唱的歌詞一模一樣，曲音也完全相同，但節奏卻一次比一次快。至於《王昭君》境界更高，也是唱三次，節奏分三級，由慢至快，但歌詞不一樣，表現的是「陽關三疊」，由「陽關初唱 往事難忘」，接下去「陽關再唱 觸景神傷」，結尾「陽關終唱 後事淒涼」，加上琵琶伴奏，帶來別具一格的蒼涼意境。

上文所說有關詩詞的話，在讀者眼中可能感到膚淺；我的用意只是想帶出「節奏」這理念，從而談及有關人體另一些較為沉悶的論題。人體也須有節奏，這不單指動作的速度，例如有很多人經常說的：「香港的節奏，比較很多其他地方都來得快」。誠然，在街道中已能看到，香港人的步伐急，不像外國很多地方的人悠閒自在；曾經居於外地者都知道，除了例如紐約等都市可能有部分工作人員能有香港人的「幹勁」外，很多都是好整以暇，慢條斯理。我想談的人體節奏，乃是其「新陳代謝」的功能；且待明天繼續。

物業鐵道呈敗象 罪魁禍首溫總理

2011年7月2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對於滿腦子市場經濟學原理和服膺自由放任理念的人，要評論內地經濟發展，在當前的情勢下，是頗為困難的。因為不管中國經濟表象如何風光、ＧＤＰ增幅多大，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民物質生活如何豐足甚至奢華，在這些論者看來，那不過是政府不顧長期後果全力以赴達致的短期虛幻景象，正如新加坡開國元勳李光耀答記者問：「如果你實行計劃經濟，你將以失敗收場！」（見《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頁三八四〕，筆者將專文評介這本有益有建設性的書）！計劃經濟的敗象已開始在內地浮現。

筆者最近一次論中國經濟，是三月十六日的〈資源浪費嚴重化　計劃經濟受質疑〉，指出內地「大事興建高速列車可能是另一個經濟資源大浪費的例子」，同時列舉不算詳盡卻可窺見「鐵道投資」概況的數據，當時筆者擔心的是為了完成——超額完成計劃中要興建的鐵道里數，重量不重質的情況必會出現。這種情況，令政治中立的西方專家認為「未來五年內高速列車出現重大事故的可能性甚高」。

去周六晚在溫州境內撞車的「和諧號」列車，不屬時速三百公里的「高速列車」，唯其出事的原因，從「表面證據」尤其是鐵道當局匆匆「毀屍滅迹」有異於常態的處理手法看，人禍肯定大於天災（雷擊）；至於出事的「內因」，昨天《壹週刊》報道此事時說得最切題：「溫州事故，不只突顯山寨貨信唔過（不可信），再次證明中共的山寨心態；要快、要狠、要平（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山寨產物的特色。

「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的最大「特色」是最高當局好大喜功，定下雄心壯志的目標，執行部門不問質量只求達標，令信貸高速膨脹、資金成本偏低、為完成目標忽略經濟計算，更不作客觀的風險評估。這種按照國家規劃而非市場需求催生的經濟建設，除了肯定會造成重大經濟浪費，還無可避免帶來集團性（制度化）貪污及詐騙。

非常明顯，和興建新城廣建樓宇一樣，在施工過程中，有關部門由上而下層層盤剝，從中各牟巨利，而配合政府政策不得不貸出款項的國營銀行，核准貸款負責人「要求二至三成回佣」（一億元收佣二三千萬）已成內地港商人人心中有數的「行規」……。種種貪腐醜行，廣布線眼的北京決策層斷無不知之理，何以長期眼開眼閉？這是因為反貪雖然是「長命任務」，年年呼口號反貪，但有政治需要時才會動手肅貪，目前政治上並無反貪迫切性，遂以「維穩」掛帥。此外，北京對世人皆知的貪腐不採取行動，也許還有最高當局「體諒」執行部門為達標趕工，可能「忙中有錯」，遂不徹查追究；水清無魚是我國「古訓」，檢管部門若「金睛火眼」、公正執法，有誰會「全力以赴」，這意味銀行撥歸刺激經濟項下的資金無法如數貸出，多種經建便不能達標，那豈不是無法完成上級交下的任務，這個罪名誰當得起？

可是，「達標」以至「超額完成任務」的結果是負下巨債。一如二十五日楊妮和時若耘在本報的特稿所說：「中國高鐵經歷了狂飆猛進的十年。十年間，內地修建的高鐵甚至超過西方四十年的成果……。截至二○一○年底，中國高鐵運營里程達到八千三百五十八公里，在建（正在興工）里程一萬七千公里，均屬世界第一。」這篇特稿旨在解釋鐵道部因此債台高築，不得不於今年連發七次債券（最後一次「出現認購不足」）；為什麼不再向銀行融資？這因涉及當前的放貸政策，有些銀行對鐵道部的放貸已達其總貸款額百分之二十以上——單一項目貸款達二成，任何負責任的銀行都會心驚膽戰而不敢再對此項目貸款的。

二、內地興建樓宇的物業狂潮，早令世人口呆目瞪，Forensic Asia的研究員於六月中旬便「如數家珍」列舉各省空置樓宇數量（空無一人的鬼城有二三個，其中尤以「鬼了多年的內蒙鄂爾多斯」〔Ordos〕最膾炙人口），這些新屋以至新城，都是在國家為了提高現代化形象決定大搞城市化而趕工「製造」的。地方政府為了配合國家的計劃，便大興土木建新廈闢新市鎮，可惜由於沒有做好配套工作（如供水供電公共交通以至提供就業機會等），加上樓價之高遠遠超逾一般人財力所能負擔的水平，無人居住的鬼屋鬼城因而在衛星影像下「鬼影」憧憧、數不勝數。

興建鐵道公路和物業，除了可令由上而下一眾有關官員（國營銀行職員亦是官員）盤滿缽滿之外，尚令中國成為世上最大物資消耗國，迄去年底，中國佔用世界百分之五十三水泥、百分之四十八鋼鐵、百分之四十七煤……。雖然現在非受僱於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都知道中國遲早要為這種「沒有經濟計算的經濟建設」付出沉重代價，但在「付代價」之前，這些投資則是支持中國ＧＤＰ大幅躍增的「功臣」——過去十年，中國ＧＤＰ合共增百分之三百一十六、美國只有百分之四十三。在此「項目」上，中國早已把美國拋在後面！

眾所周知，中國ＧＤＰ年增率是國務院總理拍板決定的，除非總理未終任落台，不然，達標是無可置疑的（年中有高有低，年底肯定會微調至總理決定的水平）；而憑ＧＤＰ增長高低決定經濟盛衰的「誤信」，催生了二三十年前開始出現於印度的所謂「國民毛產值主義」（GDPism，據www.tni.org，這已成為印度的「國教」〔official religion〕）。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數年前曾在本報闢「中國局勢」專欄）在他的短論結集《中國模式及其未來》（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二○一一年），有專章探討這個問題（第一章：〈經濟改革與ＧＤＰ主義〉），羅列種種事實，鄭教授指出幾乎所有中國政府的部會都在「追求ＧＤＰ的外在表現」，所以如此，皆因「經濟增長成為衡量各級官員（稱職與否）的唯一指標」，ＧＤＰ主義已經高度「制度化」；而對ＧＤＰ主義的追求，「是通過犧牲下一代人的利益來滿足這一代人的利益」。ＧＤＰ主義不僅造成年輕一代對錢權的膜拜，還使「道德體系解體」……。

鄭教授指出中國以ＧＤＰ高低作為政府官員的評介指標，「這在歷史上從沒發生過」。亦可說是一項「中國特色」。正是為了追求高ＧＤＰ增長，各地方之間、官員之間紛紛競爭ＧＤＰ，為了增長而增長，為了追求ＧＤＰ，什麼方法都可使用。這不僅導致了ＧＤＰ中間包含着很多虛假成分，更重要的是，各級官員為了ＧＤＰ而不惜犧牲和破壞社會制度……，醫療衞生、教育、房地產等（鄭教授寫這系列文章時，高速鐵道還未成為「問題」）社會領域，都已經成為中國的暴富領域，成為ＧＤＰ增長的來源。

不難想像，改革開放後「國民毛產值主義」已成為中國的新宗教，ＧＤＰ高速增長令故意不問內情的海外論者讚歎，高呼中國經濟實力快將「平美」、「趕美」，二十一世紀因此是「中國人的世紀」，加上中國庫房中貯存的美元愈來愈多（可惜不負責任的美國政府有開機印美鈔的世界專利），北京決策者很難不飄飄然，因此ＧＤＰ目標愈定愈高。如今物業及鐵道等環節都出問題，揆其根本，相關部門為完成目標「亂投資」固罪無可逭，但追其禍首，唯國家總理溫家寶！

《易經》術數幾千年浮沉

2011年7月23日

文相濡 自玄奇說

談術數，不能不說《易經》。與佛洛依德齊名的歐洲心理精神哲學家榮格說：「讀世界人類唯一的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相信日後同版的醉一先生會跟大家詳細討論《易經》，我倒喜歡和大家說說《易經》在不同術數的應用。不過，先請大家了解一下術數在幾千年的歷史裏浮沉。

《易經》的內容先由無極演繹到太極，再由太極生兩儀，在陰陽的媾生下變為四象八卦，把宇宙和人類的關係緊扣在八卦之內。八卦不但可以類比與人日常生活所有有關的東西，甚至連天氣、方位、家庭倫理等都包含其中，也可以說人的一生都不出於八卦易理和哲理之內。

西漢初期經學大師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而獨專儒，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內糅合了五行陰陽和儒家的政治、社會和倫理觀，以天為大，而天人地三者互為影響，因此《周易》遂成為闡釋天人地三者關係最重要的經書。西漢人都知道劉邦是因岳丈善相，看出劉邦這個無賴擁有高鼻龍顏，美鬚髯，左腿更有七十二粒顆痣，他日必會出人頭地（見《漢書．高帝紀》）。民間始醒覺原來善相者不單可以榮華富貴，甚至做皇族，漢人豈不會對相術和其他術數着迷，因此術數便有了一個很好發展的平台。

天干地支融入卦爻

漢朝可說是各種術數的「象數易」成形期，出了一批易學大家如象數派的京房（著有《京氏易傳》）、孟喜﹔義理派的費直及以黄老之學解釋易學陰陽變化道理的楊雄等《太玄經》學說，其中象數派京房、孟喜等人竟研究出把黃曆的天干地支融入卦爻和卦象，開創了文王卦。這個融合，不但大大增強了卦爻的時間性，也豐富了卦象的類比性。一個卦象由六畫組成，由下至上，每一劃都稱為爻，京房派就把六爻（初爻到上爻）類比由最小去到最大或者是一步步晉升的同類東西，演繹與人、物和事的關係和變化。

如初爻可以類比子孫，那麼二爻為母，三爻為伯叔，四爻為妻，五爻為父和上爻為祖妣了。當某一爻出現變化時，那便引申某六親或此爻再演繹的東西有所變化。

還有，最厲害的是他們把時間、空間和人串連放在同一個包含五行陰陽的平台上去解釋易象，這個象立即有了一個三維思覺，此舉鞏固了後來的風水、望氣、夢占、占星、奇門遁甲和其他種種術數的發展！那時很多人開始探討用不同方式去演繹《周易》，希望成為一家之術，但很可惜的是同時也有好些所謂術師利用人的無知、迷信去斂財，加上當時漢朝征服匈奴後出現一段頗長的繁榮穩定期，人民富庶起來，那時專儒的結果是重孝道，於是厚葬示孝的風氣熾熱，部分術數師為了求財，怪力亂神之事開始層出不窮。

宋朝理學加強學術性

到了唐朝，術數的迷信加劇，人民甚至官吏都不知哪些術數是對或錯，結果唐高祖以當時命學之說有害民智而明令禁絕，高祖武德九年下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請讀者留意：唐高祖也未敢廢「卜筮正術」！坊間有我心儀的大作家用唐高祖的詔書來批判術數似乎有點偏頗，不夠客觀），所以當時的術數仍有發展空間，是故唐朝仍出了李淳風的《推背圖》、赤松子《青囊經》、曾求己《青囊序》、楊筠松《青囊奧語》、《天玉經》以及《撼龍經》等等，某程度而言，也是正本清源之舉。到了宋朝，出了一批理學大師，如周敦頤、朱熹等將《周易》理論化，大大加强了《周易》在民間的學術性和認可性，特別爭取到知識分子研究和應用，如邵雍（康節）《皇極經世》、周敦頤《太極圖說》、朱熹《周易本義》、賴文俊（布衣）、陳搏、吳景鸞等，河圖洛書之說經過這班易理學大家確認後，從此為堪輿和其他術數奠基。

宋朝的術數自始由漢朝的「象數易」演成「義理易」，易術開始講求哲理和玄理。到了明清時期，術數的應用更深入民心，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温的《燒餅歌》為後人津津樂道，地仙蔣大鴻著《水龍經》，還有來知德的《易經圖解》，他更加類化八卦卦象，提升八卦在術數方面的應用性，成為研究卦象的人的經典書籍。

清朝因承傳歷朝的經史典籍以及其他雜書太多，究竟哪些是「正本」而不是妄作，特別是術數書籍，許多是似是而非，乾隆皇帝便命大臣紀曉嵐主理和收輯篩選歷代經典古籍，納入《四庫全書》之內，類分經、史、子、集四部，而所有有關堪輿術數典籍皆收在《四庫全書．子部》。由清末到近代，也有很多著名的術數大師出現，他們的著作亦是如今學習術數人士的範本，如章仲山《地理辨正直解》、黄宗羲《易學象數論》、沈竹礽《玄空紫白訣》和《玄空古義四篇》、日本的易聖高島吞象《高島斷易》、尚秉和《周易古筮考》，還有趙景羲、吳師青、談養吾等大師的作品，現時坊間書局仍然有他們的書籍出售。

但極之遺憾的，是在眾多大術數家中，只有一位比較用科學和统計學的態度去引證一些玄學應用的經驗，他便是尤惜陰。他的《宅運新案》內記錄了他以多年統計方式去總結一些風水經驗，尤為可取。但隨着科學的發達和世道人心的道德敗壞，未夠經驗的「術師」已經行走江湖，我就見過一位初學風水的師兄（一般學術數的人都稱呼同學為師兄師姐）上了兩堂風水班，便收人家利是幫人睇風水，還用通勝內的符籙替人消災解困云云，我知道後怎不搖頭呢。術數玄學真的需要更多求學問的人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去發揚，因為她是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又迷倒不少中外大學者或科學家的國粹！

病好了

2011年7月23日

顧小培 康和健

我出生時家在藍塘道。更準確的說法是，替我接生的不是醫生，是一位「穩婆」（Midwife），又稱「產婆」或「助產士」；接生的地方不是醫院，而是在家中，家在藍塘道。我特別疼我媽媽，因為她為了生我，差點兒把命也送了。在那天晚上，我當然在場，因為我是「主角」之一，在房子中的所有人、所有事物、所有「陣仗」，為的都是把我迎到這世上；但詳細的過程我可說不出來。根據大姊說（她也是聽回來），分娩中出了亂子，媽媽流血不止。虧得當年藍塘道鄰居中有一位年青人，他有一部汽車，就泊在家門口不遠。爸爸深夜去拍他的門，請他協助救人，他二話不說，馬上從床上爬起來，也不嫌髒；爸爸把媽媽捲在被中，車子飛馳到養和醫院，總算能及時把媽媽從鬼門關拉回來。這位年青人現在當然不年青了，多年前移居美國三藩市，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也是我媽媽和我的救命恩人；他叫王學才。在三藩市的讀者如果認識他，請代我們向他問好。

在五十年代，香港最吃緊的是房子，我家能住在藍塘道，因為父母從大陸遷來時手上有點錢。可能爸爸以為在香港只是暫住，在最初的「過渡期」也找不到工作，於是坐吃山空。在我出生後的下半年，搬去了長洲。我從嬰孩至小學前，是在長洲長大的；現在回想，那真是美好的日子。長洲的街道上沒有車，小孩子可以走出家門隨意四處闖，只要能認路回家就行。我跟着哥哥姊姊上山，下海（灘），都不須走得遠。可能因為是孤島，人口也不多，島上居民不少都彼此認識，家家差不多是夜不閉戶：沒有人敢做賊，做了逃不掉。一般家中都沒有風扇，那是奢侈品；當年冷氣（空調）才剛發明，更不用說了。在夏天一到晚上，家家戶戶的人都在門外乘涼，小孩子走在一起玩耍。到處有不少蚊子，孩子們熱得額上都是痱子，但也慣了，全沒有什麼。房子疏落有間，到處有空曠地，抬頭可見整片天，黑漆漆的蒼穹，布滿星星。在路上走時，若一直舉着頭望向天空，可以見到月亮跟着自己移動。傍晚在東灣游水，地平線遠處一大片晚霞，紅中透光，在水波上反映蕩漾，那境界非言語所能形容。大人們說，看見晚霞，明天必是晴天，屢應不爽。然則是不是「晚霞帶來晴天」？當然不是。漁民憑多年的經驗，也世世代代傳下來，用天色預測天氣，知道如果晚上西方太陽下山的地方有亮麗的雲層，形成雲霞，那麼，第二天應不會是下雨天。

這是從一個現象推算另一個現象，「雲霞」與「睛天」兩者之間，並無因果關係。好有一比，我們若因感冒病倒了，知道「好好休息，焗一身汗」就會好，其中「發汗」與「病好」，也沒有因果關係。

生命樹

2011年7月23日

卓文 夾心人

電影《生命樹》記述主角積克在成長中的掙扎，特別是對喪弟之痛久未釋懷的經。片中有着很多對上帝的質問：「為什麼？」、「那時在哪裏？」、「為何不行好卻要我行好？」……顯示出很大的痛苦、憤怒、迷失和無助感。

影片由始至終沒有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但不斷以威力無窮並廣無邊際的自然現象，提醒我們在人類生命之上，有更大的力量和規律存在，彷彿是上帝打破沉默的回應：「我開拓天地之際，你又在哪裏？」、「我的作為，你有限的智慧又能參透多少？」

最後走出陰霾的方法是：母親把亡兒送往永恒，接納有比人更高的力量在主宰生命，一家人重拾失去了的愛和希望。電影的前段叫人沉重，因它不斷提醒我們人生的無奈，以及那些永遠沒有人能提供完美答案的問題：為何無辜者要受苦？為何我們要不斷處於善與惡、恨與恕、情感和理智、放肆和自律等的掙扎？

但我相信導演的意願是我們能想通並帶着輕省的心情上路：先要認識人的存在只是浩瀚宇宙中渺小的一部分，我們不能憑有限的思考去理解那偉大的規律。

接納人生的限制，包括未能主宰生死和命運的事實，才能不再執着於問沒有答案的「為什麼」，轉而專注於善用我們有限制的心思和時空，快樂地活着。

至於如何快樂地活着？中年的積克在末段向上帝祈求：「保守和引領我們，直至世界的末了。」母親則如此說：「得到快樂的唯一途徑，是要行好和去愛。」

若然你看了這篇文章覺得沉悶，或不知其所以然，那我相信你不會喜歡這部電影，還是不要破費入場了。

沉悶是抗衡消費主義的犀利武器

2011年7月23日

占飛 忽然文化

這是一個娛樂至死，連艾未未都叫人「enjoy life」的世界。香港人嘅口頭禪係「work hard, play hard」，或者「work hard, play harder」。如果你嘅生活唔符合多采多姿四個字，咁唔理你賺多少錢，唔單只人哋，連你本人，都會覺得自己是個loser。

哲學家羅素說過，沉悶乃至為重要的道德問題，原因是有一半人犯罪，是因為抵受不了沉悶（Half the sins of mankind are caused by fear of boredom）；這不全是戲言。沉悶對於現狀和建制的顛覆，在於它迫使我們啟動思考來正視自己和面對時間，把種種有關權力的運作、生活的處境，以至生命的本質的真相呈現出來。如果社會是一艘航行中的船，沉悶就是一個頑皮的孩子，把船弄得搖搖晃晃，使得船上的人都害怕起來。

無怪乎我們的建制總是千方百計要殺死沉悶。以電影和電視做骨幹的大眾娛樂工業，所提供的各式各樣集體幻想、奇觀和即時滿足，就是要將我們變成不習慣、不懂得思考、反省和獨處的所謂「沙發上的土豆」（couch potato）。美國的開國元勳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嘗言，要活得自由，就要時刻保持警惕（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在這個意義上，林林總總的大眾娛樂可以說是民主的敵人，因為它們存在的意義，以及操縱觀眾的手段，就是要令他們永無休止地分心，將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無關宏旨的事情上（the art of mass entertainment is eternal distraction）。

消費帶來虛假滿足

建制對付沉悶的另一撒手鐧是消費主義。用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社會學家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話來說，消費主義最善於製造「虛假需求」（false needs）。所謂虛假需求，就是那些被大企業和資本家有組織、有策略地釋放給消費者的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幸福感和滿足感，並慢慢扼殺了我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馬爾庫塞筆下的「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就是那些完全受廣告與潮流支配，以滿足虛假需求為生活目標的人。

享受獨處對抗病態

香港最喜歡用購物和擁有來驅逐沉悶。他們對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科技，有種近乎肉慾的迷戀。日新月異的新產品，對他們來說，不是用來「謀殺」時間的小玩意（gadgets），而是必須第一時間據為己有的「慾望的對象」（objects of desire）。虛假需求的製造和滿足，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生命力」（life force）：它帶動生產和消費，創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為香港這個顧盼自豪的消費主義社會提供持續運作的基本能量。

然而，一個視沉悶為洪水猛獸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沉溺於廉價娛樂與成癮性樂趣（addictive pleasure）的「笨下去」（dumbed-down）社會。只要我們善加利用，沉悶可以是我們用來對抗消費主義和擺脫對大眾娛樂病態倚賴的犀利武器。真正懂得獨處的人必然懂得享受獨處帶來的「沉悶」，英國史學家、《羅馬帝國興亡史》的作者吉本（Edward Gibbon）便說過：「我獨處之時最不感寂寞」（I was never less alone than while by myself）。

2011年7月16日

顧小培 康和健

歷久不新

如果地球是由一位造物主的精深設計而成，這個設計中最值得讚賞的，應是所有居於其上的生物；生物中的傑作，不在於個別的物種（Species），而在於「生命」本身；至於生命的可貴之處，則彰顯於「傳承」。用另一種方法描述：地球上若是沒有生物，全是沙石礦物，那會是一片荒涼，死氣沉沉；在各式各樣的生物中，類別林林總總，不可勝數，有植物、動物，有細菌、病毒，從最原始的單細胞組織，去到身形龐大的熊、象、鯨魚，體能敏捷的馬、豹、猿猴，以至腦筋發達的人類，他們共有而最珍貴的，乃是生命；生命有始有終，沒有任何生物的個別存在是永恆的，但整體而言，能傳宗接代，而且每一個新的一代，真的是「重新」，從「全新」的狀態開始：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除了生物，地球整體的秩序，也是周而復始。自轉帶來晝夜；地球圍繞着太陽轉，造成四季的分別，一年復一年有規律地變更；期間尚有月球的引力，令潮汐起落有序：正是物移星轉，榮枯有常。我們隨着日出日落、月圓月缺、四季交替，譜出生活以至生命的節奏。

身體中的「設計」，在胎兒的短短十個月中完成，一般來說，出品靈巧精緻，煥然一新。就以肺來說明，整個肺臟完全是「一菌不染」。這是因為肺組織內的「肺小泡」（Alveoli）構造十分纖巧，全靠一層非常薄的上皮細胞，令氧氣和碳酸氣能方便進出微絲血管。若是肺組織中來了細菌，可會引出發炎反應，之後能令肺小泡纖維化，繼而影響肺小泡交換氣體的功能。肺腔中有免疫系統的巨噬細胞駐守。一般來說，若有小量細菌經呼吸進入了肺腔，巨噬細胞能快速地將其消滅。

肺臟可算是一個十分纖巧的組織，卻比不上眼睛。從免疫學的層面看，眼睛是一個免疫細胞的禁區，連這些保護身體的「衞兵」也一律擋駕；若有免疫系統的淋巴細胞闖入，一進必死。具體上，所有淋巴細胞表面都有一個叫FAS的蛋白質，眼睛內的細胞，則有相應的接受體，能「接受」FAS，我們稱之為FASL。若淋巴細胞誤闖進入了眼睛，其表面的FAS會接觸到FASL，後者馬上會在淋巴細胞身上，啟動它的一個自滅機制。這是因為眼睛的功能是接收視覺上神經訊息，必須保持清澈明亮，內中不能容許任何活動，尤其是不可被用作一個免疫系統中的戰場。這便帶來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免疫系統中的巨噬細胞，除了能以「免疫」拒敵，也同時負責清理垃圾，例如細菌屍骸、氧化了的壞膽固醇等。一旦沒有這位「垃圾佬」，眼內廢物可會慢慢囤積；這種垃圾叫「脂褐質」（Lipofuscin）。

2011年7月15日

顧小培 康和健

精心設計

在哲學中，有一個試圖解釋「神」的辯說，叫「智能設計」；其中的道理，大致是這樣的：請看世界四周，試仔細瞭解其整體和每一個細節。你見到的，可以說是一個碩大的「機動組織」，像是機械般在操作，而這個「機器」，本身亦是由無數較小型的機器組成。再同樣地細分下去，可見到一些更纖微的體系，直至達到人類官能再也無法分辨和解釋的層面，但會仍然是未有止境。所有這些機動的體系，包括其中每一個零件，都息息相關，互相配合而又彼此牽制，其精確性令人嘆為觀止。自然界中遍布的，滿是一些由成因去到成果的現象，一環扣一環，正好比是人類在致力研發中，經由明悟、智慧、思考、以至設想，所能產生的成品；只不過大自然的創舉，顯然比較人類的小發明來得更宏偉淵博。從這裏，我們可以聯想以至推論，這個設計精巧的世界，是有其「造物者」的，也就是有「神」的存在。

從另一個角度看，世界上顯而易見的自然秩序、美況、奧妙和種種的因果，不可能是從雜亂無章中無意而成的，一定是有一個更高層次的「神」在主宰一切。舉一個例，一個精美準確的鐘，不會是由一堆鐘擺、發條等零件自動地湊合的，一定會是先有一名鐘表匠；一座安穩堅固的房子，也必然有其建築設計師。不同意這論調的人說以人類有限的智慧作這種比擬式的推論，乃是不適當。誠然以專注的態度和利用智慧及學識經驗，是可以造出一個鐘；但這並不是說，別的事物也必然須用同樣的方法才可以造出來。在生物的演進方面《進化論》提供了一個答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進化的過程中，並不是有一個「設計家」在專注地設計，只是在不同的環境中，每一個生物為了能適應，都不停地在自己身上造出不同的變化；在林林總總「為求適應」的變化中，從來沒有動用到「智能」作取捨。換言之，生物的傳承，既非仗着自己聰明才智的能力去揀取最「適己」的選擇，也從沒有其他（或更高層次）的動力在協助，只是，那些無意中揀對了的都能留下來（生存、傳宗接代），揀錯的則都死了。此外還有兩個反駁「智能設計」的論調。一個說：不經意（甚至湊巧）的後果，每每能產生；但不能單單因為它難以置信，就斷言其中必有「着意設計」的因素。例如我單獨中了六合彩頭獎，那是因在千萬投注者中，我是唯一買中六個得獎號碼，所有其他人買的都不中，內中並無任何「人為的設計」（作弊）。另一個論調來自哲學家羅素。他說如果真的有一個設計家在統籌，那麼設計的準繩在哪裏？獵人說兔子的耳朵長，這設計真好，躲在草叢中也可以看到；對此，相信兔子會是大不以為然。再者如果有經（精心）設計，世界情況怎會這樣糟？

2011年7月14日

顧小培 康和健

無窮無盡

昨天提到的著名英國哲學家羅素，多次撰文提出「上帝並不存在」的主張。作為一位無神論者，他不同意的，是整體「神」的觀念，而不是某一個宗教；但因為他生於、處於篤信基督教的英國，所以在言論中，往往針對基督教教義發表意見。誠然，宗教並非建基於科學，宣揚的雖然是「做人的道理」，但沒有須要更沒有責任為自己「教義的道理」辯護，或用剖析科學現象的方法來「自圓其說」。維繫宗教的是「信仰」，亦只有是信仰而已；信則有，不信則無。不過，基督教對神的存在，也有不少世俗的論點；所謂「世俗」，是指人類腦子思考中所能了解的範疇。舉一個例，假如魚能思想，你試向它解釋水的存在和功用，它應該能明白，正如我們雖然看不到空氣，但不可離開空氣生存，若仔細闡釋，我們是能明白空氣的。但如果我們試圖向一條魚解釋「火」，那可會是十分吃力不討好的事，窮它的能力和想像，它不可能有足夠的領悟力，能知道什麼是「火」。基督教用以解釋「神」的基本「世俗」論點之一，用的是「追本溯源」的方法。方法是這樣的：以世界為例，為什麼會有這個世界？世界從何而來？理論上，必然有一個「前因」。「前因」之前，當會有另一個前因；用這方法追溯下去，應有一個「再沒有前因」的前因，那就會是萬物之源，我們乃稱之為「神」。這裏面有沒有道理？表面上好像把問題解決了，但實際上只是用一個「再沒有前因」的理念，把大家擋駕，叫我們不要思考下去：只是停在那裏，以這個觀念做起點，加上自己個人死心塌地的「信仰」，事情就解決了。

羅素舉了源自印度教的例子。根據印度教，世界是由一隻碩大無朋的巨象撐着。那麼這巨象站在哪裏？答案是站在一隻巨龜身上。再問下去，這隻巨龜又在哪裏？那可答不出來了。所以，這個有關「起源」的問題，以人類有限的智慧而言，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另一方面，用同樣的道理往另一個「盡頭」望過去，「最終」結局會是怎樣？也會是無從知道，甚至無從思考的。如果勉強說某一項個別的事物終結了，只可以是指局部的，而不是全部的。例如英國著名的說法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國王駕崩，國王永生」；死的只是某一個坐在王座上的人，他尚有繼承人，從「國家不可一日無君」的原則來看，國君尚在，王權還未完。在這地球上每天都有人去世，甚至放眼廣闊一些，每時每刻都有不同的生物凋亡，但世界仍是生生不息地繼續。可能有一天地球整體完了，於是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類也完了，但還有太陽系及其他行星。待太陽系也完結之時，尚有銀河以至銀河以外的其他天體。時間和空間「無窮盡」的觀念，哪是人類所能理解？

2011年7月13日

顧小培 康和健

盡頭之處

早幾天前，亞視在傍晚新聞報道中，「率先」發表了江澤民逝世的消息。這個「先」，可不是「先天下之報道而先報」，卻原是「先事情之發生而先發」。第二天，新華社馬上發出英文稿，稱消息「純屬謠言」；之後，亞視撤回報道並致歉。傳媒「急功近利」，妄自宣布知名人士去世的新聞，非今日始。就在亞視事件的前兩天，霍士的手機新聞就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被刺殺逝世的消息，不過那並非記者之錯，而完全是「駭客」所為，是他們入侵網站後發放假消息。

歷史上比較著名的誤報例子，有諾貝爾的死訊。諾貝爾憑他發明的火藥，成為暴富，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在「富有」這方面，他兩位兄弟的成就，與他不遑多讓。十九世紀時，這兄弟倆在伊朗之北近「裏海」的巴庫（Baku）開發石油，其生產曾經一度足以供應全世界所需用量的一半。在1888年，其中一位兄弟在康城去世，一份法國報章將二人混淆了，誤述死了的是製火藥的諾貝爾，並大字標題於訃告中，說「死亡之商賈已死」（The merchant of death is dead），文中進一步說：「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其人以『能令更多人死得更快速』而致富，已於昨天去世。」這訃文對諾貝爾的影響很大。有人說，就是這事件令他感觸至深，最終將絕大部分財產捐出來，成立了諾貝爾獎基金，為的是將其不義之財，用在有意義的好事上。

另一個被誤報死訊的主角，是近代著名的英國貴族，牽涉到的傳媒卻在東方。那是著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羅素與中國有一段淵源。在1920年羅素沿歐洲向東遊歷，經過當年的俄國，去到中國，並曾在北京講學一年。當其時曾有不少著名外國學者踏足中國，包括有如美國人文哲學家杜威，以及印度的泰戈爾等。傳說羅素在長沙的時期，有一位名叫毛澤東的年青人，曾經在他演說中擔任記錄員之職（毛澤東當年應是約二十六歲）。羅素回到歐洲後著有《中國問題》一書。孫中山先生是1925年去世，他曾看過這本書，並因而稱羅素為「唯一真正理解中國的西方人」。羅素在北京罹患肺炎，聽醫生的話回國，途經日本。他對當年日本人早已顯露了的霸道精神，頗有微言，加上日本傳媒對他的行蹤極有興趣，亦步亦趨，他和他懷孕的太太都不勝其擾。在3月29日，有日本報章甚至報道他已於早一天因肺炎去世，此報道再於4月21月在《紐約時報》轉載。羅素夫人於是公開說：「羅素先生既已如日本報章所述逝世，故無法接受其訪問。」羅素是著名無神論者，他曾在一次赴美國的訪問遊歷中，因此受到不少排擠和揶揄。今天提到上述種種，為的是要續昨天所說的「世界有盡頭，人生也有盡頭」，明天繼續。

2011年7月12日

顧小培 康和健

杞人憂天

早幾天前，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問答遊戲節目，其中有多組參賽者，憑答問題取分，分數高者得勝。去到最後，有兩組同分，於是須找一個簡單利落之道一較高下，以定名次。主持人屬意的方法是呼拉圈比賽，兩隊各選一名代表出來，一聲令下，二人開始扭動腰部，盡力不使套在身上的呼拉圈掉下來。其中一個比較年輕的十分賣力，身體筆直，腰的部位不停地前後挺動，令整個圈飛快地轉，一點兒沒有墮下來的樣子。另一個搖的速度慢得多，他的那個圈搖搖晃晃，像快要碰到臀部，看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過了大半分鐘，前者仍是急促地扭動，煞是好看；後者卻是慢吞吞地，驚險百出，但尚能挺得住，那個圈還是圍着身上在轉。正當好像是勝負難分之際，轉得快的那一位，突然整個人頹了，像一件電器忽然間截斷了電源，一下子就沒有動作，呼拉圈驀地掉下來；另一人則仍在吃力地扭，他的圈掛在腰下一點的部位，搖搖欲墜，卻是勝了。這結果看來好像有些意外，但細想之下，十分合理。年輕小伙子憑一股衝勁，先聲奪人，扭得快，也扭得好看，但消耗也急，一旦後繼無力，馬上說倒就倒。年紀稍大的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勉為其難，只想能撐得一時就一時，不敢好大喜功，只求不過不失，終於能熬過來。這可說是另類的龜兔賽跑。這件小事帶來給我聯想到的，卻是另外兩種現象，先說其中一種。我看着二人在努力扭動，圍着腰身的呼拉圈不停地轉，馬上進入腦中的念頭，竟是有點兒幸災樂禍：「扭吧，不管你們怎麼樣出盡法寶，這東西總得會掉下來」。就像抽陀螺，無論怎樣使勁，轉到最後必然會停。然則我們所處的地球，不正是這樣嗎？

當初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弄出了宇宙。這個所謂「宇宙」，只是人類憑其五官加上腦袋至今所能看以至想像得到的有限範疇；這先不要管它。但縱是在這所及有盡的空間中，已存在着人類智慧所不能遍及亦不能盡解的動力，是這動力維繫着生命。理論上這動力總有一天會殄竭。試想想在太陽系的一組星球中，太陽在燃燒，內中間或有爆炸，也有物質和能量在周而復始地兌換和變化，地球和其他行星則圍着太陽不停地轉，自己同時也在自轉，這些都已連綿了不下千萬億年，從人類渺小的目光來看着實是延續了很長很長的時光，也好像是會繼續下去，還會是很久，暫時像看不到盡頭；但理論上這些現象不可能永恆不變，各星球的轉動像陀螺、像呼拉圈，也總會有停下來的一天。第二個想法是「停下來的模式，究竟會是怎麼樣？」會是砰然一聲、撲地沒了，還是苟延殘喘、油盡燈枯而熄滅？愈思考下去愈是迷惘。猛然想起，我豈不像是杞人憂天？然則世界有盡頭，人生也有盡頭，該怎麼樣做才對？

藍奕邦 無非想快樂

藍奕邦曾有一隻《無非想快樂》的大碟，收錄的歌曲如〈憂鬱小生〉、Born Unhappy、〈快樂頌〉、〈我太難被感動〉，單看歌名，都是憂鬱的代名詞。

「我以前是有很多心事。」藍奕邦說。

大碟距今已有六年，藍奕邦轉歌路改形象，昔日〈40號〉描寫小巴眾生相看人間百態，今天〈晚晚禮拜六〉則是豁出去的夜店狂歡派對。

「現在也愈來愈沒有太多心事了。」他說。他將於8月初舉行的音樂會，名為「又燦爛又糜爛之夜」，藍奕邦一頭扎進狂放的夜生活裏，無非想快樂。

新碟將於8月推出，主打的派台歌〈晚晚禮拜六〉，描寫夜店的攘往熙來，嚴格來說，寫的也是眾生相。

「寫眾生相是我拿手的，以往的〈40號〉、〈三點冰室〉，或者〈奇珍異獸〉都是這類歌。這次寫夜店眾生相，文字上很不同，所描寫的不是很清晰，我想留一些空白讓大家自己去幻想。」藍奕邦說。

眾生相

〈40號〉、〈三點冰室〉或者〈奇珍異獸〉，藉眾生相看人間百態，歌詞描繪的是社會角落，字句背後是深沉的思考。〈晚晚禮拜六〉懶理什麼大道理，尋開心便足夠。

「這次的新碟，不是有很多訊息要去探討，純粹想做一張好玩、好有八十年代氣息的碟。其實在寫這首歌時，放了兩三個星期大假，有晚去Happy Hour聽到INXS的歌，便寫了這首歌——當時其實已飲到醉醉地。」

醉，可以說是藍奕邦錄製新大碟的狀態。「說醉……其實新碟幾首歌都是飲過酒後錄的。我發覺以往做碟，或者做人，有時真的想得太多太複雜，喝了酒，反而令你的腦袋沒有轉得那麼快，有時，個腦轉得太快，諗得太透徹，反而失去了讓自己有所領悟有所感受的空間。」

藍奕邦寫夜生活，「日間很多時我們都是非黑即白的，但到了夜晚，可以放下很多非黑即白的道理，反而可能領悟到某些東西。」

他的歌迷愛他作品裏的人文氣息，喜歡他對社會的描述透徹。但他的作品通常叫好不叫座。

他曾經嫌自己寫給其他歌手的作品太過商業化，「現在不會這樣看。以前給自己很多枷鎖，什麼是商業，什麼是另類，分得很清楚。以前商業的不做，但現在開始懂得欣賞……可以這樣說，當你對自己的實力、資歷及本質肯定的時候，你會很想其他人覺得你有性格；但到了這一刻，我知道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不再刻意去界定。」

藍奕邦說，最緊要這一刻自己感覺舒服。

快樂

「今年是入行——不只是唱歌——剛好十年，是一個循環。」十年前他入行，作品如〈樓上來的聲音〉、〈身體健康〉等，都被歌手唱至街知巷聞，身為創作者，藍奕邦在大眾的腦海中留下記憶的，卻是之後的〈快樂王子〉。

「王子也很想快樂／靜待燕子結伴暢遊天國／若果人存在是為了互相傷害／我的愛不如丟進大海」〈快樂王子〉的歌詞這樣寫，想快樂的人，先預設了最不快樂的結局。

「家人以前很懷疑，到底我進娛樂圈是不是想要玩呢？還是認真去做音樂創一番事業？」以前的藍奕邦會十分想用成績去證明，「到了這個時候，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交出一份幾理想的履歷，無須再執着地去證明自己的實力，或者證明自己的認真。」

無須證明，只要自己開心便足夠？

「初入娛樂圈時，身邊的人——甚至自己——都會對自己說，如果要成功，我須要變成另一個人。『藍奕邦』是我的特質，但是做『藍奕邦』，我不會成功不會快樂。」〈快樂王子〉這樣描述：「 如果我很想快樂／我也許找個人祈求被愛／或者我先要了解自己是誰／才知道我需要什麼」。

十年後，他才尋找到自己的答案。「這幾年學會了怎樣運用自己的特質，去幫助自己。」

「這個答案很清晰，就是我做回『藍奕邦』，也會成功與快樂。」

轉型

真正的藍奕邦，不拘於鋼琴王子的形象。新碟說的是夜生活，「講到的如糜爛，容易令人有錯誤——不好說錯誤，而是一些不良的解讀——拿捏的位置便很困難。加上我突然間有這麼大的轉變，如果掌握得不好，大家接受不了的話，一來會流失以前的歌迷，亦吸納不到新的歌迷。」

前作〈憂鬱王子〉有這樣幾句歌詞：「根本他好想不顧一切豁出去／偏偏卻怕不小心倒頭來受罪／所以他都識趣　低低頭垂　講少半句」。

〈晚晚禮拜六〉裏，他終於豁了出去。

Facebook上，藍奕邦為自己過去的成績作了個總結，亦梳理自己的路向。

「這次的轉變是個很大的衝擊，因此花了很多時間慢慢鋪排，亦給一個很清晰的訊息，我要變喇。」

「當然有些歌迷會不喜歡這個轉變，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這一刻所做的事情，是令自己開心的。」

以前他的歌詞會寫「若果人存在是為了互相傷害／我的愛不如丟進大海」，如今，則變成了「平日若活得未悠閒／晚黑買杯美酒消閒／明日如末日　要趁快去沉淪和糜爛」

「現在我的，沒有那麼多心事，我也想有一些，我似我這樣，沒太多心事的歌迷。」

2011年7月9日

毛羡寧 回眸英倫

城市人業餘耕種

踏進七月，不少人都在談論做什麼暑期工去充實利用時間。回想起自己大學畢業前所選擇的暑期工太過理智，只是為了累積工作經驗和賺取來年的零用錢，比起在哈勞斯百貨公司做化妝小姐、到蘇格蘭古堡扮演歷史重演的臨時演員、或是到澳洲牧場剪羊毛的英國朋友沒趣得多。人生不過只有幾個暑假可以為所欲為地做些小工，不喜歡的也不必要填在履歷表，現在所做的正職兼職不能太隨性。坐上了「事業快車」，想要轉彎或是停下來就毫不容易。

推動有機種植

有些暑期工足以改變基本的生活習慣，得到的經驗能成為別人一輩子談論的話題。好像大學朋友史提夫十六歲時曾在農場撿雞蛋，從此以後看到雞肉和雞蛋便自然想嘔吐。他像是身材魁梧的超人，而雞就是氪晶石，能令他軟弱無力。史提夫形容籠裏的母雞彼此交叠的踩在對方身上，發出淒厲的啼叫。他想伸手餵雞和取雞蛋，只會換來母雞抓狂地拍翼亂啄。養殖場排滿了層層疊疊的雞籠，因為擠滿蛋雞，地下堆積的糞便和羽毛已經沒辦法清除。農場工人用消毒劑噴灑雞場維持衞生，但雞糞和阿摩尼亞的味道仍然在空氣中瀰漫，頑固依附在史提夫的衣物上。雖然他後來沒有變成素食者，但卻推動有機種植，幾年前一個七月天帶我到倫敦北部Hampstead Heath的Fitzroy Park田園看他所種的蔬果。那天雨後放晴，我皺着眉，用芭蕾舞員腳尖站立的姿勢踏上潤濕的泥土。我怕太陽曬傷，更要餵蚊子，戰戰兢兢地把衣帽將全身遮蓋。史提夫揑一把汗說：「不要怕，這裏即使是蚊蟲都是有機的！」

英國種植瓜菜的地方不單是自己的後花園，還有這種屬於政府的配額地（allotment）。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倫敦響應國家「Dig for Victory」以耕種來自足為口號，為要減低戰亂間饑荒的問題。近年有機和綠化種植逐漸成為健康生活的主流風氣，吸引了許多名廚、嬉皮一族、退休人士自耕自食。首都的土地當然得來不易，以Fitzroy Park配額地為例，申請者等候時間可長達四十年。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曾提出把大厦屋頂改成配額地來種馬鈴薯和小椰菜，用作2012年奧林匹克選手的膳食。這是不是政客不經思索的自我宣傳？倫敦歷史最悠久的配額地Manor Garden Allotments已有一百多年歷史，卻在2007年夷平了，原因不就是要配合東倫敦奧林匹克運動場的建設！

從配額地的產物和布置，可以看出園主的個性。史提夫只種易於打理的瓜和豆，不怕遇上突如其來的暴風雨、泥土的酸鹼度偏差，即使夏季天氣好，一下子長出了兩個月也吃不完的瓜果，都易於貯藏。有些人種花卉、草莓等色彩鮮艷的植物，在旁邊放上表情豐富的花園地侏。他們每星期來打理園地一兩次，跟配額地的鄰居交換心得，慢慢成了工作和居住範圍以外的另一個社區，不用像中國詩人陶淵明般，藉追求田園的精神自由「辭官歸故里」，仍能在大城市開闢愉悅的天地。我看吃得胖胖的小蟲在葉子上大搖大擺，似乎的確特別友善。

除了工作，我的生活還有什麼？

耕種的勞動令我想起了做工。「除了工作，我的生活還有什麼？」台灣作家買買氏所寫的《棄業日記》有這句話。買買氏曾在一家法商廣告公司擔任資深文案員近十年，在台灣和美國曾獲得廣告獎，可是她想到自己一輩子最精華的時光都賣給了工作，不甘過着「出生、上學、上班、上班、上班、上班、退休、進棺材」的人生公式，便離開了職場，到台東和台南的生態農場不拿工錢替農民打工。聽來好像是遇上「半中年危機」、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典型例子。再看下去，她寫到台東麻豆區農場主管怎樣保育螢火蟲和樹蛙棲息地，堅持種野蓮不用農藥、不施化肥，但沒有因繁複的工夫而提高價格，有一年收入不到三萬台幣。另外，台東羅山村有一位原本當電視編導的女孩子，拍攝台灣各地議題期間發現農村青年人口外流、農田逐漸棄耕等情況，其實是自己家鄉所面臨的問題——「自己家的問題不先解決，怎麼解決別人家的問題？」她就辭掉工作回鄉發展水稻，種植有機米。買買氏也遇過一位時常到不同地方、要過無拘無束生活的人，可是對方腦袋似乎從來沒有改變，仍是妒忌人家的成就、抱怨自己不為時用。許多人棄業是因為工作不如意，有些渴望休息、去旅行，有些為了逃避現實；充滿愛心去為世界、為別人無私地付出的勇氣，是知易行難的信念。

換了是我，我願意這樣冒險嗎？也許所有職業基本上都是一種耕種——放多少心思栽培、除去多餘雜質，就有多少收成。不用棄業轉行，也能在自己崗位上，找到人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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