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抑鬱症的年代

2011年9月10日

占飛 忽然文化

一項調查發現，近一成七受訪者有明顯的精神病症狀，包括焦慮症及抑鬱症。由此推斷，香港可能有多達一百二十萬人心理健康有問題。其實點止一百二十萬人，覆巢之下無完卵，社會變得愈來愈病態，裏面嘅人有幾多個可以獨善其身？精神分析學鼻祖佛洛伊德說過，面對不可理喻的環境，作出不可理喻的反應，實屬正常及完全可以理解 （an irrational response to an irrational environment is totally rational）。

問題是什麼叫做精神病？以沙特為首的哲學家，聲嘶力竭告訴我們，只要是正常人便一定會有「存在的焦慮」（existential angst）﹕先是不安地面對眾多選擇，然後承擔成敗未卜的疑懼，最後則是為錯誤與挫折而自責自怨。心理學家稱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為「日常生活中的輕微心理困擾」。

在那個虔誠，尚未全面世俗化的年代，憂鬱甚至有它深刻的宗教和道德意義。然而人類把數千年來維繫着他們與神祇，以及與凡界以外的超脫世界的臍帶關係割斷以後，焦慮和憂鬱不再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包容。焦慮和憂鬱不再是每個人靈魂深處的共同經驗，甚至人類的生存處境 （the human condition）。資本主義社會簡直與焦慮和憂鬱有仇，視之為冇生產力，甚至對生產造成不良後果 （counter-productive）；所以必須視之為須要診治也可以痊癒的疾病，否則它一旦蔓延開去，足以顛覆資本主義的根本。

焦慮故我在

每逢有心理醫生和精神科學系教授走出來，話畀我地聽精神病係香港有幾普遍，我就諗，難道這些飽學之士，天真到以為幸福快樂係人類嘅自然狀態？唔通我地生而為人，就應該一無顧慮地工作、消費、休息再工作？焦慮和憂鬱真係應該醫治和可以治癒的疾病，而非證明我們係人和我們存在的證據？

我咁樣問，不單只政治不正確，更沒有醫學常識。與其說這是一個「抑鬱症的年代」（the age of depression），倒不如說這是一個「反抑鬱症的年代」 （the age of anti-depression）。

生活的壓力無處不在，憂鬱症患者與日俱增，而抗抑鬱症的藥物更如雨後春筍般泛濫市場。最出名的抗抑鬱藥物係Prozac，大陸譯成「百憂解」，並非無因。原因是很多人服藥後不但不再抑鬱，並且興奮莫名。在美國，這隻藥大行其道，被視為可以「殺死」憂鬱症的神奇子彈，所以美國曾被謔稱為「百憂解之國」（Prozac nation）。

然而憂鬱症不落言詮、難以啟齒的本質，卻使它一直受忽視和誤解。於是，在通俗文化的想像之中，憂鬱症患者披上浪漫的外衣化身為情癡，以灰色貴族的姿態出現。憂鬱症被浪漫化為一種「情人病」（A lover's dis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