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6日 星期二

有缺點的產品

2011年4月26日

康和健

顧小培


一位好朋友多年前發覺有癌,患處在喉嚨,馬上醫治,吃了不少苦頭,總算醫好了。早一陣子吃東西吞咽時,感到有一絲絲的痛楚。他心中有前科的陰影,所以趕快找醫生看,卻看不出什麼。醫生說應該不像是有復發的迹象,叫他不用擔心;但痛楚依舊,他耿耿於懷,仍不敢放棄追查,一心只恐怕是之前的癌細胞擴散了。

怎樣才能知道癌有沒有擴散?至今最準確的方法,是接受「正電子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簡稱PET)。用了它之所以能「看」到癌細胞,因為所有癌細胞都有一個特徵,來自所謂瓦氏效應(Warburg Effect)。這是一個由一位諾貝爾獎得獎者Otto Heinrich Warburg早在半世紀前發現的(Science, Vol.123, pp.309-314)。他察覺到癌細胞和正常細胞之間,有一個顯著的分別。正常的細胞有兩種方法從葡萄糖取得能量。首先解釋,為什麼細胞需要能量?這正如我們須進食,為的是要能做到生存中種種的活動。細胞是有生命的,不是閒着在那裏,要不停地生存生長;其中自須有能量的補給。細胞的構造中,有一種所謂分子通貨(Molecular unit of currency),我經常稱之為「生物電池」,此乃是一種叫「核苷酸」的東西,功能是在細胞內儲存能量,儲滿時叫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簡稱ATP)。上述的兩種「細胞生產能量」方法,第一種叫氧化磷酸化(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乃是細胞在帶氧的環境中,藉「燃燒」葡萄糖而成的。這方法的效率甚高:從一個葡萄糖單位能生產出的能量,足以填滿三十八個細胞中的ATP。另一方面,縱是在缺氧的環境中,細胞仍可採用第二種方法去「餵」自己,這方法叫醣酵解(Glycolysis);只不過,醣酵解的機制頗「低能」,從一個葡萄糖單位,只能得到「餵飽」兩個ATP的分量。癌細胞為什麼要捨卻高效率的「氧化磷酸化」而選擇低能的「醣酵解」?它自有其苦衷。

試以一個工廠做譬喻。工廠中不停地造出產品,其中不可能百分百完美。工序中有「品質管制」的一環,有專人在檢視,碰到有缺點的出品,須將其丟棄,不可以用以「交貨」。人體中有數以千億計的細胞,內中間或有出錯,是十分平常的事。但身體中有多種監察機制,牢牢地看管着,防微杜漸。細胞的構造若是有出錯,不能讓它錯下去,否則這些「孬種」愈長愈大,就會成為癌,也就是形成腫瘤。腫瘤發展下去,會危及整個身體的存亡。我將會有多天談癌,這是第一篇。

2011年4月16日 星期六

蒙古,第一個經濟霸權國家

【前言】

本書作者崔龍植,以準確的經濟預測見稱,被已故的Shinkyu Yang博士(前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譽為「韓國的葛林斯潘」。他曾任韓國大統領職引受委員會行政官和國會政策研究委員(貸款普及),但從未忘記過自己是個經濟學者。

蒙古,第一個經濟霸權國家

西方經濟史學家們通常認為,歐洲經濟崛起始於大航海時代。在歐洲各國競相參與航海的過程中,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的發明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不過,這些都是東方世界發明的。實際上,直到15世紀,東方在經濟、科學和制度等方面都優於西方。在中世紀歐洲流傳最廣且被大量閱讀的書籍,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馬可.波羅遊記》,書中充滿了對東方的讚譽之辭。當時西方對東方可謂羡慕不已,特別是蒙古帝國。

不幸的是,啟蒙時代的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等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和作家,將蒙古帝國描繪成惡的化身,在歷史上留下誤解,但在之前的文藝復興時代,蒙古帝國絕對是備受推崇的。《馬可.波羅遊記》便是赤裸裸地表現當時歐洲對東方艷羨之情的代表性文學作品,甚至在13世紀末修建的佛朗西斯卡修道院中,許多聖畫人物也多為蒙古人。蒙古帝國不僅在經濟上獨步全球,在文化和科學方面也十分卓越,實現了輝煌的經濟盛況。可以說,蒙古帝國是史上掌握世界經濟霸權的第一國。

蒙古帝國雖然透過征服和掠奪得以建國,但真正支撐帝國的是發達的貿易。而支撐貿易的,是科學和文明的輝煌發展。從羅馬帝國的衰亡中我們可以看到,光靠征服與掠奪很難維繫整個帝國,因為具有征服和掠奪價值的地區會越來越小,帝國的經濟力量也會越加萎縮。蒙古帝國進行征服和掠奪的時期,比起羅馬帝國縮短了許多,而且其侷限性很快便暴露出來。蒙古帝國自從忽必烈成為大汗後,擺脫了征服和掠奪的習慣,致力於支持發展科學、文化以及擴大貿易的政策,因此掌握了世界經濟霸權。

提高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商人社會地位的結果,帶來了卓越的成績。蒙古帝國優待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商人,特別是商人的社會地位比其他任何一個時代或任何一個地區都要高。在資本主義落地生根之前,商人的地位在世上是微不足道的。不,商業本身被視為是農業的寄生蟲,被認為是不光彩、不道德的,甚至從商被視為侵蝕國家財富的致富行徑。因此,中世紀時期的亞洲和歐洲許多王朝常常都對商業活動多所限制。

可是蒙古帝國將商人的地位捧得比宗教職業都要高,當時,只有政府官吏的地位比商人高。而且還將中國社會最受尊崇的儒教學者降至第九位,只比乞丐高、但比妓女還低的位階。(註)如此提高商人的地位,商業活動自然就蓬勃發展起來,國際貿易也獲得了輝煌發展。由於遠距離貿易所獲得的利潤更為豐厚,蒙古帝國的經濟興盛了起來。事實上,蒙古帝國曾經統治幾乎整個東亞包括中國大陸在內,以及位於絲路中部幾乎全域的中亞、印度、中東,還有土耳其和巴爾幹半島以及俄國的中部,為世界貿易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不過,這麼做並非指蒙古帝國忽略了當時的核心產業──農業。蒙古帝國不僅獎勵農業,設置改善農業的部門,而且還將帝國特定地區耕種的作物移植到其他地區,提高了生產效率。在蒙古帝國的統治下,農業的生產效率也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蒙古帝國的成長潛力和國際競爭力在諸多方面都十分突出。

不僅如此,在征戰中對獲勝產生關鍵性作用的科學與技術,在戰爭結束後也在政治和社會上受到重視。同時,在人才的任用方面也是不拘一格,不因出身階級或人種而差別對待。並且允許宗教自由。宗教歧視或壓迫對於歐洲的經濟衰落和經濟霸權的旁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蒙古全面開放宗教自由。

因此,蒙古帝國的科學技術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這也大大提高了蒙古帝國的成長潛力和國際競爭力。在這種成長潛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基礎上,蒙古帝國落實了經濟發展,最終掌控世界經濟霸權。在13世紀中葉,建立蒙古帝國的成吉思汗去世,其後裔分別繼承了元朝(中國大陸)、窩闊台汗國(蒙古草原)、察合台汗國(中亞)、伊兒汗國(波斯和土耳其)和欽察汗國(南俄羅斯)等,各國緊密合作,特別在貿易方面關係更為緊密。

不過,蒙古帝國的衰落與匯率政策、或是與國際競爭力和成長潛力的相關政策關係不大。它並非是因為經濟,而是因為經濟以外的原因而走向了衰落。蒙古帝國最後衰亡,雖然各國間爭端不斷以及皇帝大汗的頻繁更替(因生活放蕩導致壽命短暫)等政治因素很重要,但關鍵原因還是蒙古帝國處於成熟期時突然爆發的瘟疫。曾高達1.2億的中國人口幾乎縮減了一半,相當嚴重,而河北省的死亡人口甚至高達了90%。在中國猖獗一時的瘟疫,藉由蒙古帝國的貿易路線蔓延到了中東和歐洲,歐洲人口從7500萬人縮減至了5000萬人。當時連剛剛開始崛起的義大利城市國家也被推向崩潰的邊緣。

瘟疫藉由貿易路線蔓延的事實一傳開,當然國際貿易也出現了萎縮。不僅是與他國的交易,連蒙古帝國內的交易都被禁止了。瘟疫猖獗使得支撐蒙古這個強大帝國的貿易崩潰,蒙古帝國的中樞,即中國的元朝,很快就覆滅了。儘管蒙古帝國是最早掌控世界經濟霸權的國家,但沒有被囊括在跟匯率政策這個話題有關的原因就在這裡。不過,蒙古帝國喚醒了沉睡在黑暗時代的歐洲,是毋庸置疑的。

註:韋瑟福德,《成吉思汗,驚醒了沉睡的歐洲》(2005)。

(本文轉載自崔龍植新書《誰能打贏匯率戰爭》,中文版由漫遊者文化出版)

2011年4月7日 星期四

好胃口

2011年4月7日

康和健

顧小培

什麼是「快樂」?我的看法,一言以蔽之,自己想得到的東西得到了,那種感覺就是快樂。所以,快樂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以一位窮人來說,在寒冷的冬天能處於暖和的房子中喝一碗熱騰騰的白粥,已能帶來快樂;富人不愁溫飽,非得吃烹調精美的山珍海錯不為功。在「追求」與「得到」這過程的模式中,還有三個層面。最高的層面,是能得到的比較自己追求的更多或更好,這是「喜出望外」;其次是成功取得想要的東西,這是「願望成真」;第三是消極的,自己覺得現況很滿意,只求能保有自己想保有的東西,「不至於樂極生悲」,也就感到快樂了。在這三個層面中,尚有其他不同因素,可增加(或減少)快樂的程度;這些因素乃是附從於主要的「快樂感覺」,但其中也有(相對)主觀的成分。例如,對某些人,在某些情況中,「不勞而獲」可以令喜上加喜;但在另一些人於另一些情況中,爭取的過程愈艱辛,帶來的喜悅和滿足感愈高。前者例如賭博,投注在一匹馬身上,希望能贏錢,結果牠跑第一,不須付出勞力,轉瞬間獲利數倍。後者例如跑馬拉松,耗盡體力,吃了不少苦頭,終於掄元。另一方面,聰明人理解到快樂是相對的,因此,大可以調校之。第一個方法是將自己的欲望降低。例如一向住大屋、駕名車、上一流館子進食的,改變生活水準,樂於居於小房子、乘巴士、光顧茶餐廳,自是較容易得到滿足,從而達到快樂之境,正如陶淵明,「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第二個方法是移磡就船,將「現況」視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也就是從自己所處的環境中找樂趣。顏回就做到了,「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第三個方法,是改弦易轍,從追求「甲」(辛苦,而所得者沒什麼用),改為追求「乙」(較容易,兼且有意義),例如比爾蓋茨:從微軟的領導層走下來,改為全職做慈善工作,好好花掉巨額財富。早幾個星期前看到一則新聞,某上市公司去年業績大好,董事會通過派高息,其中一位大股東,所得股息近十億元。我對此報導的反應不是羨慕,更不是嫉妒,而是十分同情富翁。試想想,單單股息已有十億,其股票的價值更不得了;若已擁有這麼多財富,再多十億不算什麼,不會帶來多大驚喜,更可能會是無動於衷,因為花不到,取得也是白取。正如法國人說Bon appetit,祝願「好胃口」,因為吃的快樂也是相對的,要吃得愜意,首要條件是吃的哪個人有「好胃口」;富翁多賺十億元,那又怎樣?

2011年4月2日 星期六

他再來的日子

2011年4月2日

八十後論壇

沈頌怡(美國)


沈頌怡(美國)旅美研究生

談論世界末日之前,請容我分享一個神話故事。

公元974年,一個天賦異稟的傳奇孩子出生了。他的父親原是統領部落的貴族,卻早在孩子出生以前已被篡位的皇弟所殺。母親身懷六甲逃難出走,卻不幸死於難產。母親臨終時透露,胎兒其實是她所嚥下的碧藍翠玉所生。寶石所生的孩子,日後必非同凡響。落難的孩子在公公婆婆的撫養下成長。他生得一頭金髮,一身白皙皮膚,果然天生聰穎,善良又勇敢。原來,這孩子是神靈託世。他的名字Quetzalcoatl 解作「長羽毛的大蛇」,象徵天與地之間的和諧和平衡。

危言聳聽言之鑿鑿

長成後的Quetzalcoatl回到王國的權力中心,手刃暴君皇叔,為枉死的父親報仇,打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中。他成為了一個人人愛戴的明君,施行了不少德政,其中包括廢除生人祭祀,再也不把活人丟進火裏燒。此舉卻引起了一眾祭司的不滿。祭司們聯同邪惡的眾神,使計把Quetzalcoatl灌醉,然後把一個女孩子推進他的房間裏。迷醉間破了色戒的Quetzalcoatl懊悔非常,自我放逐到東面的無人之境。乘着活蛇所列成的木筏遠去的Quetzalcoatl,臨行前承諾他的子民,終有一天他會回到自己的國家重掌大權。

後世解讀馬雅文獻密碼,推算出Quetzalcoatl再來的日子,將會是2012年12月21日。

馬雅人相信,半人半神半蛇半鳥的Quetzalcoatl的再來,將會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屆時,天與地的平衡會得到調整,世界秩序大整頓,人類也將為剝削大自然而得到報應。在一個理性至上的社會,我們對這類外族神話故事通常一笑置之。Quetzalcoatl根本就是中美洲的黃帝夏禹和關公天后,傳說家傳戶曉,其真確性卻有待考究。但在天災人禍不斷的今天,加上傳媒和荷里活加油添醋,「2012年是世界末日」的危言聳聽,倒也言之鑿鑿。

出得嚟行遲早要還

且不論馬雅文化曾否駕馭你我不能參透的預言智慧,馬雅神話中根本沒有預言世界末日,反倒是承諾一個更公義美好的新世界。我們還要害怕嗎?當然要,怕的還要更多。數數我們年中消費了多少浪費了多少,算算資本主義的貪婪和殘酷把多少不幸的靈魂踢進了人間煉獄,單是想想已覺心寒。大自然和第三世界為養尊處優的我們所負上的傷痕,大家心照吧。「出得嚟行,遲早要還」,多麼的瀟灑豁達。問題是,我們背負的債,賠上十條命也清還不了。

Quetzalcoatl沒有一去不返,他早在五百年前就回來過一遍。時為1512年,西班牙大將軍Hernan Cortes登陸中美洲。人們看他金髮白皮膚,以為Quetzalcoatl回來了。這個霸道的神靈,摧毀了當時的亞茲特克(Aztec)皇朝,銷毀了無數珍貴的馬雅和亞茲特克文獻和文物。中美洲就此納入了歐洲的殖民版圖,四百多年裏不斷受壓榨擺布。要是2012年Quetzalcoatl當真再次大駕光臨,這次又會為甚麼人帶來怎麼樣的世界末日?

2011年3月18日 星期五

錯要認 打要企定

2011年3月19日

政在生活

錯要認 打要企定 周一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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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頻頻為日本進口食物的安全解畫,又向市民呼籲食鹽無助防輻射。周局長在政府高官之中,曝光率算相當高。香港市民能夠放進口裏的東西,都關他的事。食物安全以外,醫療及衞生問題亦隨時人命攸關。

為市民身體健康把關的他,向公眾道歉的次數在局長之中亦幾可稱冠,難怪他在官場上有「每周一鑊」的別號!

龍門失守被喝倒采,周一嶽不是雙手抱頭,跺腳發洩,而是「有錯要認,打要企定」。面對壓力千斤重,周局長卻認為「做人哪個時候沒有壓力﹖」做學生哥應該沒有做局長般大壓力吧﹖「我最大壓力就是青少年時期,當時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應該如何。」日子有功,肩負重擔都可以箭步如飛;在無重狀態下,反而寸步難行。

接燙手芋 每周一鑊

周一嶽其實很親切及有幽默感,沒有高官腔調。跟他共事過的政務官朋友亦曾向我盛讚這位頂頭上司夠實幹。可惜,公眾在鏡頭前看到的周局長,通常都是神情肅穆地交代食物衞生問題,而且很多時候都有「鑊氣」。

若非當上掌管市民健康的問責局長,光做個食物及衞生局大使,他也很稱職。不煙不酒可說是「職責所在」亦意料之內,但運動健將倒不是一個形象。

中學一年級身高未夠五呎便考獲救生員資格,曾是香港羽毛球代表隊青年軍、港大最佳運動員,現在他仍至少每星期打一次壁球,以維持健康的心肺功能。記者知道他喜歡音樂,跟他談起Carpenters木匠樂隊女主音聲音圓渾,局長竟以「她死於厭食症」作回應。不忘提醒我們要有健康的飲食習慣。政績如何,歷史自有公論,但起碼表面工夫,一定要做到足。

2004年7月,周一嶽接替因沙士一疫而辭職的楊永強,當上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當時的特首董建華致電找他的時候,他的反應是「有冇搞錯﹗﹖」「我成世人都沒有想過會做局長。以前我當前線醫生,經常都鬧高官。」

於是他介紹其他人選給董建華。「董生說他都已經考慮過,他真的找不到人,他很desperate(絕望)。或者他亦有聽聞我是有責任心的人,是願意處理難題的人。那麼,不如我試下啦﹗」

接手燙手山芋,過去七年,他變成了被市民及醫生鬧的對象,有什麼體會?「使命落在自己身上,要好好珍惜這個機會,不要只計較個人榮辱。我們亦不應該對別人的評價一笑置之,要想想為什麼人家會這樣說,當中一定有原因的。」

周一嶽說「冇人做」他才走馬上任當上局長。當年是港大「冇人爭」,他才當上最佳運動員,一直謙稱自己不是特別出色。1983年他只有35歲就當上瑪嘉烈醫院的顧問醫生,1992年獲委任為伊利沙伯醫院行政總監,2001年出任瑪麗醫院行政總監,2002年出任香港西聯網醫院聯網行政總監。

能力愈大 責任愈大

他說,每次轉去另一間醫院,都是因為有棘手問題在等他處理,去充當「拆彈專家」。

說起昔日仍未做局長時的往事,他對自己的表現,是挺滿意的。其中一個建樹是創公立醫院的先河,在伊利沙伯醫院舉辦開放日。「醫護人員覺得返工經常被市民鬧,感到很沮喪。我們舉辦開放日,市民走進醫院是為了認識醫院的運作,心情輕鬆一點不再只有苦口苦面,同事亦因此而有更大的成功感。」不僅喜歡接受挑戰,肩負重任,他亦懂得為自己及同僚製造正能量。

責任感和成功感,彷彿是周一嶽兩條腿上的驅進器,讓他在事業路上全速前進。

他在醫學院畢業後本來想從事外科,但因為當時沒有空缺,於是就做了骨科。婦產科是外科的一部分,他在見習時期亦曾經做過。「我知道自己一世都不會再做婦產科,所以好勤力去『執仔』,大大話話執過200幾個仔。」

認定不會走婦產科這條路,但當日離開時,婦產科曾經挽留他,證明他工作表現良好,令他覺得很有滿足感。後來在骨科做出興趣來,周一嶽索性不再排外科這條隊,決定當位骨科醫生。

在瑪嘉烈醫院跟梁秉中醫生一起當開荒牛的時候,身為醫院「第二把交椅」的他,在那三年裏「晚晚on call」為前線缺乏經驗的醫生解決問題,學會處變不驚、臨急不亂。他形容那幾年「晚晚駁手指,駁到眼都矇」,雖然工作辛苦,但十分有滿足感。

能力愈大,責任愈大,責任愈大,壓力亦愈大。在任何情況下皆可抱頭大睡,是醫生獨有的本領。面對壓力,亦可以適應,但能像周一嶽這樣,肯定地說出「從未試過失眠」的人,則是異數。「問題今晚是解決不了,那麼一覺醒來明天再想辦法解決吧﹗」

皇仁歲月 曾當煙民

他不把煩惱帶到床上,亦不帶進壁球場上。他不會一個人打壁球,亦不喜歡游水、跑步,他知道做運動要有對手,自己才可以專注於運動之中,完全忘卻工作的煩惱,讓腦袋得到真正的休息。

周一嶽有六兄弟姊妹,父親在教育司署工作,他說父親退休時已晉升至「頗高級」。他排尾二,又是家中孻仔,不愁生活,偏偏年少的歲月就是他人生感到壓力最大的時候。

「我的哥哥姊姊學業成績都很好,我讀書成績差,小學的時候考試經常不及格,又非常頑皮,經常被罰企課室門口,連校長都說『乜又係你呀﹖』雖然他都有羞恥之心,但自言『企企下都慣』,被罰的紀錄,還是一個接一接。

最經典的一次,只有六、七歲的周一嶽因為不交功課,被老師罰抄50次「我以後要記得帶功課」,他沒有乖乖照做,老師加碼要他抄200次。結果他把四支鉛筆紮在一起,中間用雪條棒隔開,造出每寫一次變成寫四次的效果,執筆的是周媽媽,他只負責刨鉛筆。

五、六年級的時候,知道要升中學,開始比較生性,但在皇仁書院讀中三的時候,卻開始吸煙,幸好他只做了三個月煙民。「我食了三個月左右,沒有上癮,又沒有覺得自己比之前有型,後來就沒有再食了。」對現在經常「禁煙」兩個字不離口的周一嶽來說,當時食煙只是因為反叛。

「14、15歲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應該如何走下去,只是想將來不用太辛苦,但又『搵到食』。」即是想不勞而獲。他運動比較好,尤其是羽毛球,因此他曾經想過將來做羽毛球運動員。

入醫學院 改變人生

有時他會不吃午餐,只飲兩支汽水補充糖分,將省下來的錢都用來買羽毛球,但代表香港比賽獲獎,他的獎勵竟然是兩支汽水!「除了比賽有波提供,球拍及練習用的波都是自己用錢買,比賽時我又雙打又單打,打到身水身汗,還要自己畀錢搭車過海,12點先返到家中,結果就是得到汽水做獎勵,指明只有兩支!」

他知道當運動員此路不通,但仍然不知道應該如何抉擇前路。因為哥哥讀醫,書本、顯微鏡、甚至人骨都可以留給他,既然成績又足以令他踏入醫學院的大門,周一嶽才走去讀醫。

他說,當初入醫學院「根本唔知道醫生做咩」,要待大學第三年才對「救病拯危」這個崇高使命有所領會。「之前兩年都是靠上課、背書,第三年上臨床教學,我才意識到日後是要醫人的,不可以好像打波一樣,輸了便算。」

周局長人生的轉捩點,就在那一刻,他發現使命降臨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刻。自此人生有了明確目標,他認認真真的讀書,尋求醫學知識,成績好信心就愈大。「人生一定要有目標,否則浪費生命。」

周一嶽的太太是外國人,說話不轉彎抹角,覺得他唱歌不好聽會直接叫他不要唱。他也說自小受西方教育影響,對於被人批評、直斥其非,坦言真的是沒有所謂。「只要仍然在位,就要珍惜這個機會,完成自己的使命。雖然我不知道何時會完結。」周局長突然說得有點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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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戰友良師 影響一生

問周一嶽有什麼人對他影響至深,他說有三個人。第一位是他父親,教他做人要正直、做官要公平。他亦承傳了周爸爸樂天的性格及幽默感。

第二位是曾跟他一起在瑪嘉烈醫院並肩作戰的梁秉中教授。梁秉中醫生現時是中大醫學院矯形外科創傷學系創院講座教授,周一嶽形容彼此當時是「一起掙扎」,梁教授甘願犧牲大量私人時間,去為病人、甚至社會謀求突破。當年在醫院有不少病人是因為工業意外而斷了手指,梁醫生見狀,便爭取加強工業安全措施。

第三位,亦是影響他最深的「復康之父」方心讓醫生。除了因為方心讓醫生對復康及中國殘疾人事業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之外,他與方醫生在復康義務工作上共事過後,就被對方的個人魅力所臣服。「方醫生只要跟你說幾句話,就令人對他產生信任。這是一種魔力,一世都學不了。」

「我深信,如果香港早10年回歸,他會當特首!」他很認真地說。

「使命落在自己身上,要好好珍惜這個機會,不要只計較個人榮辱。」

「問題今晚是解決不了,那麼一覺醒來明天再想辦法解決吧﹗」

後記:

誤投無牌龕場

「唔好意思」

完成訪問之後,跟局長談及家人因為數年前政府骨灰龕位短缺,而誤投沒有正式牌照的私人骨灰龕場,現在有點徬徨。周局長立刻「唔好意思」。

正如他所說,當日答應出任局長時「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真正上任後才發現原來「咩都關事」,骨灰龕也是他的政策範圍。他說工作範圍責任愈大愈闊,很期望可以每事都在控制之內,惟有盡力去做,逐一把事情做好。

局長,我明白的。

2011年3月11日 星期五

先甜後苦

2011年3月12日

康和健

顧小培


有位做律師的朋友,最擅長的工作是打官司。他經辦的案子,要嗎就是未去到法院已解決,不然的話,在訴訟初期往往和解收場,真箇打下去的,大多數都能贏。我問他秘訣在哪裏。他說很簡單,盡量不打無把握之仗,贏面高的才「去馬」,自會是贏多輸少。這說來容易,在實際施行中何謂「有把握」?他說有三點。

第一是自己必須屬「有理」的一方;第二是客戶有打官司的決心和能力;第三是無論如何,縱然理據充足,若是有方法避免打官司,最好選擇不打。頭一點很考律師的工夫,他須能一早看通整件案的案情,捕捉到其中關鍵所在,洞燭機先,知道「理」之所在,從而判斷己方是否「有理」,能否據之而力爭,說服法官。第二點很重要。英國有人畫一幅漫畫,很多律師所都喜歡將它掛在牆上。畫中是一頭牛,原告站在牛的前面用力地拖;被告站在牛的後面,雙手抓着牛尾,也是使勁要把牛向自己拉去。在中間尚有第三個人,他坐在小櫈子上,好整以暇的在搾牛奶,此人乃律師。無論最終是原告還是被告勝出,律師均可在過程中取利;訴訟的每一方都損失了。這當然是律師在自嘲,但其中不無道理。

有人說,「法律」的「法」字,明顯指出有「水」才能「去」,打官司是花錢的。所謂「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中國人有「纏訟」之說。什麼叫纏訟?乃是「纏」上不易擺脫之意。譬如有件案,最初在聆案官面前贏了;對方不服上訴,於是由另一位法官二審,再次勝訴。對方不罷休繼續去上訴法庭。上訴庭有三位法官,一致認為沒有判錯,維持原判。輸的一方再接再厲,跟着往終審法院。在終審庭中處理的法官有五位,經過控辯雙方極力爭拗,最終的判決出來,其中二人認為之前的判決沒錯,但另三人卻不同意。在三比二的大多數比率之下形勢逆轉,之前的勝方成為敗方。

試算一算,由頭到尾牽涉到大大小小的法官共十人,有七人都說其中一方有理,只有三人持不同意見,但結果竟是以後者判決為準。請不要以為這情形不會發生,小甜甜與其家翁的案件是一個活生生例子。事情中最須注意的是「錢」。從第一個法官開始,雙方花了多少費用?「勞財」不菲;其他的,尚有「勞心」、「勞力」、「勞氣」,尚未計算在內。最冤枉動是最先勝訴的一方:自己贏了官司,對方要上訴,難道自動認輸?自當奉陪下去,正是欲罷不能,就是「纏訟」。到頭來竟在終審法院輸了,以前勝的完全反過來,不但取不到便宜,還要賠對方。所以中國人有道,打官司可以傾家蕩產。我今天話題原是要說「甜」,一般人都寧願「先苦後甜」;現在扯得遠了,下一篇繼續。

如何移動獅子山?

2011年3月12日

蘭開夏道

王迪詩


正當全世界痛罵bankers如何貪得無厭,年輕人也同時前仆後繼地爭相成為investment banker。無他,欺負別人總好過被人欺負─我是說,如果有本事去欺負別人的話。

那麼,究竟如何才能獲投資銀行聘用呢?Job interview問些什麼?就我所見,投資銀行請人,關鍵在於兩種能力─第一、飲得。第二、talk得。口技比財技重要得多,否則如何能哄得客人拿出數以億計的資金?

買起你個肝

在這「逗逗客人開心,哄哄他們付錢」的過程中,「飲得」絕對是必要條件,尤其是中資投行。大陸客愛喝白酒,有次一個trainee跟我到北京出trip,同胞們問他要不要白酒,他以為人家在說白葡萄酒,猛說「好呀好呀」,卻不知道大陸人指的「白酒」是茅台、五糧液、二鍋頭……三十幾度算「低」,五十幾度叫「正常」,七十度都未算誇張。美其名是「白酒」,我Daisy就說應該叫「火酒」才對!

大陸人又喜歡「乾杯乾杯!」地搞氣氛,每次只在杯裏倒一點酒,嘩一聲乾了。再倒,再乾。雖然每次只一小杯,但那是茅台,不是可口可樂,一晚乾杯一百幾十次。我只能說,這些錢不是我賺的,我認為世上沒有一份工值得用健康去換。我認識一些中資投行的bankers,他們的job interview就是劈酒。想入中資投行,首先要考驗的不是你的腦袋,而是閣下的肝和胃。

見工面試如同過關斬將,有部電影就叫做《血聘》(Exam),講述一家神秘的國際大企業招聘人才,八位晉身最後一輪考試的精英,被安排在一個密封的房間內進行比拚。應徵者必須在八十分鐘內回答一條問題,但桌上只有白紙一張。眼看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密室內這八個人開始不擇手段,互相殘殺。儘管不是教人拍案叫絕的電影,但意念是有趣的,尤其整部電影只在一個房間內完成拍攝,雖能省掉不少布景費,但對編劇和導演來說卻是一項挑戰呢。

古怪問題一籮籮

說回投資銀行的面試問題,報章說高盛曾經問過:「若你縮小成鉛筆大小被放進攪拌機,你會如何脫身?」這個問題雖然古怪,但投行方面說不定認為以比喻的方式而言,「被困攪拌機」跟bankers日常的處境有某方面的相似性。我不知道具體來說那是什麼樣的處境,但肯定非常糟糕吧。

報章還引述了就業諮詢網站Glassdoor.com收集的其他古怪面試問題,例如Google招聘人力分析師就曾問過:「這房間要用多少籃球才能填滿?」英特爾招聘工程師時則這樣問道:「你有八枚便士,七枚一樣重,一枚比較輕,你有一個秤,如何在三次機會中找出哪個最輕?」喂,等等,這不是很像小學生的推理作業麼?

IBM又在招聘時問過這個問題:「在不使用磅秤的情況下,如何替一頭大象秤重?」Are you kidding me?小學生也讀過「曹沖稱象」的故事呀!曹操的兒子曹沖是天才兒童,當年有人送曹操一頭大象,曹操很想知道大象的重量,謀士們卻抓破了頭皮也想不出辦法,曹沖提出把大象拉到船上,刻下吃水的深度,然後在船上換上石頭,直至石頭與大象達到同樣的吃水深度,秤一秤石頭便可知大象的重量了。曹沖不但聰敏過人,而且長得清秀俊朗,心地很好,曾利用才智救了數十名父親的部下。這樣天使般的人兒後來怎麼了?十三歲病逝。假如他能長大成人,中國的歷史要改寫了。人太完美不是好事,所以我很滿意自己的缺點。

我想起William Poundstone寫過一本挺有趣的書《如何移動富士山》,分析了微軟和其他國際大企業的面試題目,例如:「你要怎麼製造M&M巧克力?」「全世界有多少鋼琴調音師?」「全美國有多少加油站?」微軟則在上海出過這一道考題:「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質量是多少?」

高分低能別要害人

這些問題表面看來九唔搭八,但Poundstone說其實暗藏玄機。企業選才面對很多困難,地球上充斥着「高分低能」的動物,高學歷並不一定就是人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擁有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學位,但依然把財政預算案弄成一鑊粥。究竟是哈佛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世上有種人很有讀書考試的本領,卻無法把書本的知識應用出來,要他領兵打仗一定死得人多,例如趙括。

小學時讀過這個笨蛋的故事,印象非常難忘:戰國時代有名將趙奢,他的兒子名叫趙括,是吹水王,很會空談兵法,車天車地。連他老爸也勸戒趙王,相信他兒子的話只會死路一條,要趙王千萬不要信他,趙王不聽,用了趙括。這個傻仔一朝得志,居然領軍主動出擊,向秦進攻。秦兵裝敗,把趙軍一路引到秦軍的地盤,再切斷趙軍後路,實行反包圍,趙軍斷水斷糧,餓了足足四十六日,分四路突圍五次不成,趙括戰死事小,卻累死四十多萬趙兵全被坑殺!

求你,拜你,唔該你,人蠢,就不要學人帶兵。受害的不是閣下一人,而是全港市民。當然,也不完全是趙括的錯,是趙王眼光太差。用人不當,足以亡國。在現代社會來說,大企業又該如何挑選人才?Poundstone指出,從科技、廣告到金融業,愈來愈多企業採用「如何移動富士山」這類題目來考核應徵者,結果造就了微軟王國和矽谷奇迹。應徵者除了必須估計富士山的重量,還必須問:「移動多遠?移動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資訊不足,就要靈活變通,發揮想像力,自行作出各種假設。對於習慣了依循規則的人,一下子要他自己創作規則,有人可能會受不住壓力而瘋掉,據說華爾街就曾經有一個應徵者打爆了四十三樓的玻璃窗。

讓親愛的司長解答

企業相信,「如何移動富士山」這類題目,可以測試求職者的「全方位解決能力」。這麼說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去考的話豈不是全軍覆沒?看曾司長精心炮製的財政預算案,我不禁幻想出以下的「設計對白」:

「曾司長,請問你會如何移動獅子山?」

「這是假設性問題,我不會答。」

「Okay,那我改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請問你會如何由政府總部去獅子山?」

司長發呆三秒,說:「最近很少去獅子山。」

「司長,難道你不知香港有地鐵、巴士和天星小輪?」

「我對獅子沒有興趣,也不喜歡行山。」

「司長,但香港卻有一百萬人住在獅子山下,他們正為今晚那頓飯而發愁。」

「我明白,我也正為今晚吃法國菜還是意大利菜而苦惱。」

「司長,他們窮得連一條菜也買不起。」

「No problem,等他們六十歲,我請食鮑魚。」

「為什麼要等六十歲?」

「因為六十歲前不要給他們飽飯吃。」

「司長!請你再考慮──」

「廢話少講,我無論如何不會移動獅子山。」

「Fine!我call齊人去獅子山種洋紫荊,搞你一場他媽的遍地開花!」

靜默三秒。有人舉起幾張鈔票,架上一副黑超,說:「我就用這六千元買起全香港的洋紫荊,看你如何遍地開花!」

From Good to Great這本書強調,用人的原則應該是「get the right people on the bus」,然後巴士就會自然走向正確的方向。特區政府卻是「get the wrong people on the wrong bus」,這才叫「車毀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