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8日
一、對於滿腦子市場經濟學原理和服膺自由放任理念的人，要評論內地經濟發展，在當前的情勢下，是頗為困難的。因為不管中國經濟表象如何風光、ＧＤＰ增幅多大，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民物質生活如何豐足甚至奢華，在這些論者看來，那不過是政府不顧長期後果全力以赴達致的短期虛幻景象，正如新加坡開國元勳李光耀答記者問：「如果你實行計劃經濟，你將以失敗收場！」（見《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頁三八四〕，筆者將專文評介這本有益有建設性的書）！計劃經濟的敗象已開始在內地浮現。
筆者最近一次論中國經濟，是三月十六日的〈資源浪費嚴重化 計劃經濟受質疑〉，指出內地「大事興建高速列車可能是另一個經濟資源大浪費的例子」，同時列舉不算詳盡卻可窺見「鐵道投資」概況的數據，當時筆者擔心的是為了完成——超額完成計劃中要興建的鐵道里數，重量不重質的情況必會出現。這種情況，令政治中立的西方專家認為「未來五年內高速列車出現重大事故的可能性甚高」。
去周六晚在溫州境內撞車的「和諧號」列車，不屬時速三百公里的「高速列車」，唯其出事的原因，從「表面證據」尤其是鐵道當局匆匆「毀屍滅迹」有異於常態的處理手法看，人禍肯定大於天災（雷擊）；至於出事的「內因」，昨天《壹週刊》報道此事時說得最切題：「溫州事故，不只突顯山寨貨信唔過（不可信），再次證明中共的山寨心態；要快、要狠、要平（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山寨產物的特色。
「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的最大「特色」是最高當局好大喜功，定下雄心壯志的目標，執行部門不問質量只求達標，令信貸高速膨脹、資金成本偏低、為完成目標忽略經濟計算，更不作客觀的風險評估。這種按照國家規劃而非市場需求催生的經濟建設，除了肯定會造成重大經濟浪費，還無可避免帶來集團性（制度化）貪污及詐騙。
非常明顯，和興建新城廣建樓宇一樣，在施工過程中，有關部門由上而下層層盤剝，從中各牟巨利，而配合政府政策不得不貸出款項的國營銀行，核准貸款負責人「要求二至三成回佣」（一億元收佣二三千萬）已成內地港商人人心中有數的「行規」……。種種貪腐醜行，廣布線眼的北京決策層斷無不知之理，何以長期眼開眼閉？這是因為反貪雖然是「長命任務」，年年呼口號反貪，但有政治需要時才會動手肅貪，目前政治上並無反貪迫切性，遂以「維穩」掛帥。此外，北京對世人皆知的貪腐不採取行動，也許還有最高當局「體諒」執行部門為達標趕工，可能「忙中有錯」，遂不徹查追究；水清無魚是我國「古訓」，檢管部門若「金睛火眼」、公正執法，有誰會「全力以赴」，這意味銀行撥歸刺激經濟項下的資金無法如數貸出，多種經建便不能達標，那豈不是無法完成上級交下的任務，這個罪名誰當得起？
可是，「達標」以至「超額完成任務」的結果是負下巨債。一如二十五日楊妮和時若耘在本報的特稿所說：「中國高鐵經歷了狂飆猛進的十年。十年間，內地修建的高鐵甚至超過西方四十年的成果……。截至二○一○年底，中國高鐵運營里程達到八千三百五十八公里，在建（正在興工）里程一萬七千公里，均屬世界第一。」這篇特稿旨在解釋鐵道部因此債台高築，不得不於今年連發七次債券（最後一次「出現認購不足」）；為什麼不再向銀行融資？這因涉及當前的放貸政策，有些銀行對鐵道部的放貸已達其總貸款額百分之二十以上——單一項目貸款達二成，任何負責任的銀行都會心驚膽戰而不敢再對此項目貸款的。
二、內地興建樓宇的物業狂潮，早令世人口呆目瞪，Forensic Asia的研究員於六月中旬便「如數家珍」列舉各省空置樓宇數量（空無一人的鬼城有二三個，其中尤以「鬼了多年的內蒙鄂爾多斯」〔Ordos〕最膾炙人口），這些新屋以至新城，都是在國家為了提高現代化形象決定大搞城市化而趕工「製造」的。地方政府為了配合國家的計劃，便大興土木建新廈闢新市鎮，可惜由於沒有做好配套工作（如供水供電公共交通以至提供就業機會等），加上樓價之高遠遠超逾一般人財力所能負擔的水平，無人居住的鬼屋鬼城因而在衛星影像下「鬼影」憧憧、數不勝數。
興建鐵道公路和物業，除了可令由上而下一眾有關官員（國營銀行職員亦是官員）盤滿缽滿之外，尚令中國成為世上最大物資消耗國，迄去年底，中國佔用世界百分之五十三水泥、百分之四十八鋼鐵、百分之四十七煤……。雖然現在非受僱於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都知道中國遲早要為這種「沒有經濟計算的經濟建設」付出沉重代價，但在「付代價」之前，這些投資則是支持中國ＧＤＰ大幅躍增的「功臣」——過去十年，中國ＧＤＰ合共增百分之三百一十六、美國只有百分之四十三。在此「項目」上，中國早已把美國拋在後面！
眾所周知，中國ＧＤＰ年增率是國務院總理拍板決定的，除非總理未終任落台，不然，達標是無可置疑的（年中有高有低，年底肯定會微調至總理決定的水平）；而憑ＧＤＰ增長高低決定經濟盛衰的「誤信」，催生了二三十年前開始出現於印度的所謂「國民毛產值主義」（GDPism，據www.tni.org，這已成為印度的「國教」〔official religion〕）。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數年前曾在本報闢「中國局勢」專欄）在他的短論結集《中國模式及其未來》（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二○一一年），有專章探討這個問題（第一章：〈經濟改革與ＧＤＰ主義〉），羅列種種事實，鄭教授指出幾乎所有中國政府的部會都在「追求ＧＤＰ的外在表現」，所以如此，皆因「經濟增長成為衡量各級官員（稱職與否）的唯一指標」，ＧＤＰ主義已經高度「制度化」；而對ＧＤＰ主義的追求，「是通過犧牲下一代人的利益來滿足這一代人的利益」。ＧＤＰ主義不僅造成年輕一代對錢權的膜拜，還使「道德體系解體」……。
鄭教授指出中國以ＧＤＰ高低作為政府官員的評介指標，「這在歷史上從沒發生過」。亦可說是一項「中國特色」。正是為了追求高ＧＤＰ增長，各地方之間、官員之間紛紛競爭ＧＤＰ，為了增長而增長，為了追求ＧＤＰ，什麼方法都可使用。這不僅導致了ＧＤＰ中間包含着很多虛假成分，更重要的是，各級官員為了ＧＤＰ而不惜犧牲和破壞社會制度……，醫療衞生、教育、房地產等（鄭教授寫這系列文章時，高速鐵道還未成為「問題」）社會領域，都已經成為中國的暴富領域，成為ＧＤＰ增長的來源。
不難想像，改革開放後「國民毛產值主義」已成為中國的新宗教，ＧＤＰ高速增長令故意不問內情的海外論者讚歎，高呼中國經濟實力快將「平美」、「趕美」，二十一世紀因此是「中國人的世紀」，加上中國庫房中貯存的美元愈來愈多（可惜不負責任的美國政府有開機印美鈔的世界專利），北京決策者很難不飄飄然，因此ＧＤＰ目標愈定愈高。如今物業及鐵道等環節都出問題，揆其根本，相關部門為完成目標「亂投資」固罪無可逭，但追其禍首，唯國家總理溫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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